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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为女人们拉开沉重的门。外面手电筒光亮照着一片刺刀的森林。少佐僵直地立正,脸孔在阴影中,但眼睛和白牙流露的喜出望外却从昏暗中跃出来。
他目送一个个“女学生”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从她们的身材、动作他基本能辨认出谁是谁,但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有点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是父母给的真名字,不是青楼上的花名。他只记得一个名字,就是赵玉墨。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赵玉墨宁可忘掉亲生父母给她取的名字。
夜里十二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认识她,此刻轻声称呼她“魏特琳女士”。女士和法比一样,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手势眼神也像中国人。她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两个小时之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他们”个个面黄肌瘦,眼睛呆滞无光。
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南京附近的乡下,再从那里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法比·阿多那多一路护送,身份从神甫变成了监护“医生”。谁也没想到,那次临时的职业伪装永久地改变了法比的身份。半年后他回到南京,辞去了教堂的职务,在威尔逊教会学校教世界历史和宗教史,在其他大学零散兼课,那十三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他通信,因为她和他都存在一丝侥幸,万一能找到十三个女人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即便都找不到,得到个下落也好,别让他们的牵记成为永远的悬疑。
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我姨妈孟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阿多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法比的外祖母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去世的,给孤儿法比留下了一点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如何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的回信一个月之后到达,他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我姨妈孟书娟完成了她对十三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十三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分享了她和另外十二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企图用牛排刀反抗,但反抗未遂,当场被杀害。其余十一个女人在日本军官享用够了后,又被发放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赵玉墨的幸存大概应该归于她出众的相貌和格调,享受她的都是中下层军官,因此对她的把守渐渐放松,使她终于逃跑成功。大概她是在做了四年慰安妇之后逃出来的,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我也找不到答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