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决定权从政府手里转交到法院手里，同时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权，以避免适用任意化的危险，实现社会防卫和精神病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引人注目，它是针对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所作的程序性规范。

　　精神病人行凶伤人事件时有发生。一些极具攻击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患者，在实施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后，由于无责任能力往往不负刑事责任。据统计，我国精神障碍患者达1600万，重症患者160万，其中很多是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员。为了避免这种伤害，我国刑法确立了对危险精神病人的约束措施——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的价值目标应是社会防卫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但由于立法对其适用条件和程序等规定不明，导致这一措施在运用时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尤其是决定程序的行政化，让它更多地指向社会防卫目的，而忽略了精神病人权益的保障。虽说强制医疗具有医学关怀的追求，但它是以限制乃至剥夺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缺乏正当的法律程序和监督制约，它很可能给公民权利带来威胁。

　　现代法治很大程度上乃是程序之治，程序是制约权力的坚壁，也是通向权利的桥梁。要将强制医疗纳入法治化，关键就在于程序构建。草案对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核心即在于改行政化为司法化，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决定权从政府手里转交到法院手里，同时赋予检察机关监督制约权，以避免适用任意化的危险，实现社会防卫和精神病人人权保障的平衡。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法律之间的协调问题，如果刑诉法修改通过这一程序，就需要对刑法第18条“由政府强制医疗”，以及人民警察法第14条“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等内容进行修改，以统一到司法程序上来。

　　同时，这一规定还应引发精神卫生立法对精神病人权利的普遍性关照。草案涉及的终归只是刑事领域的部分精神病人权利，在这之外还有大量处在行政治理下的精神病人。如何详细规定这些人的强制治疗程序，我以为刑诉法修改可以为其提供意蕴深远的法治参照。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