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林小明

　　日前，广州番禺为外来工子女提供了3500个公办学校名额，空置率却高达近九成，在1000多名申请者中，只有不到500人通过。记者调查发现，外来工子女申请入读需达到三大基本条件，而这些要求对外来工而言有点“高”。(8月31日《人民日报》)

　　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但当看到希望，却像肥皂泡那样破灭时，或许比本没希望更痛苦。对很多家有学生的人来说，即将要跨过入学这道门槛。跨过去了就是门，而在临门一脚时被绊倒就成为槛。对番禺外来工来说，在居住证、社保和符合计生政策这三重门之外，更多地暴露了制度性伤痕的真实存在。

　　因为思维理念的开明，法制观念的形成，生活成本增加的压力，这些要求对城里人来说，或许并不会成为门槛。但对生活在城里的乡村人来说，它却实际地存在着。庞大的实际需求与现实“不饱和”的巨大反差，反映了相关部门对外来工基本权利保障的不力和缺位。

　　在很多地方办理居住证其实就是交钱。这对本就收入微薄的外来工说，就成了额外负担。因此，要让居住证不成为外来工子女就读的拦路虎，主管部门除思考降低办证费用主动作为外，还需要切实落实凭身份证就能搞定这些的便民措施。

　　就外来工办理社保而言，数据显示，珠三角有些地带参保比例只有20%—30%。所幸人社部日前称，将推行全国社保卡，捆绑居民身份证号全国通行。或许，这项措施的强力推进将有助解决这一现实尴尬。

　　“至于计划生育，更不应拿来作为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孩子出生后就已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同时反省如何建立健全更为合理有效，便于实施监管的相应政策，而不应以门槛来卡住“未来的希望”接受教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