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历史中，除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还有一件令世界人民发指的反人类暴行——“慰安妇”制度。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看来，慰安妇是战争时期日本国家及其军队强迫外国妇女为主充当其军队性奴隶的一种国家制度，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如今，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幸存者相继离世，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申诉与赔偿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慰安妇问题到底该从何解决？苏智良教授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反人类的“慰安妇”制度

　　“我知道慰安妇这个问题，是1991至1992年的时候，那时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慰安妇问题由韩国一些受害者首先站出来，然后亚洲各地的一些受害者纷纷站出来，把这个事情揭开了，并迅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新闻。一位日本学者告诉我，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我当时特别惊讶，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苏智良说。

　　1993年，苏智良回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并开始了18年的慰安妇问题研究。在最初涉足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人因为担心影响中日友好，建议他不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历史事实是一定要弄清楚的。这一块(慰安妇问题)过去记录得太少，如果没人去深入研究，这一段历史就被淹没了。”苏智良说。

　　慰安妇问题之所以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苏智良认为：“关键是这个问题的性质。”“所谓慰安妇，就是战争时期日本国家及其军队强迫外国妇女为主充当其军队性奴隶的一种国家制度，这完全是一种反人类的暴行！”他说，中国目前的研究和韩国、朝鲜的结论基本一致，大约有40万以上的各国妇女曾被迫成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以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妇女为主，涉及很多亚洲国家，还涉及部分白人妇女，她们都被逼失去人身自由，过着奴役的悲惨生活。”

　　慰安妇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暴露出来后，日本政府首先的反应是“没有这回事”，或者认为跟政府和军队无关，只是民间行为。苏智良介绍说，面对日本政府的矢口否认，世界各国学者都拿出大量证据来证明这是日本国家、军队主导实施的，“可惜日本审判机构否决了大量的受害者起诉案，以种种理由来推脱日本政府的责任。

　　申诉工作会继续下去

　　在苏智良办公室的一个柜子里，有15卷装订成册的慰安妇幸存者《援助工作账目卷宗》，时间从2000年10月至2011年3月。“今年3月以来还在整理。”苏智良说，这些全都是自己主持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慰安妇幸存者进行援助的账目清单，“有的钱是我们自己的，也有一些是社会机构和热心人士的捐款，我们每一笔都详细记录，直接发送到这些老人手中。”

　　前些年，因为幸存者不断被寻找到，需要援助的对象越来越多，苏智良一度犯愁。然而这些年他又陷入了新的忧虑：募集善款的压力略有减少，“幸存者却越来越少了。”

　　申诉的进展依然缓慢，岁月却不断带走这些命途多舛的老人，苏智良谈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他介绍说，目前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年龄基本在85岁以上，有相当人没有生活来源，“她们总体上收入贫乏、疾病缠身，有些还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我们现在基本都是每个月给发现的幸存者每人200元的资助，一年2400元。10年前，一个住在山西窑洞里的老大娘接到我们送过去的2400元，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令我特别心酸。”

　　苏智良介绍说，目前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继续寻找幸存者，一方面则更多地转入对现有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翻译工作，同时对幸存者的生存状态做调查，“过去是对她们受害历史做确认，现在是要了解她们的生存状态，她们的身心状况。”

　　至于慰安妇问题的申诉工作，依然会继续下去。“很多老人跟我说，现在晚上做噩梦，还会梦见自己在慰安所，这对她们的身心是极大的痛苦。她们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我认为完全合理。”苏智良说。

　　目前，日本官方还没有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最进步的表态就是首相表示歉意，没有一个正式的文本对受害国、受害者进行深刻的道歉和反省。”苏智良说，倒是在日本民间，有不少学者和民众一直在开展活动，“他们可以说是慰安妇问题的先驱者，推动了调查研究和索赔行动。每一个慰安妇问题起诉案后面，都有一些日本律师在做义务的推动。”

　　十几年的研究中，苏智良已经组建了一支研究团队，并根据各种历史资料和调查研究，完成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六七本专著，而且和国内外的其他研究人员和机构建立了一个研究网络。他表示，这样的工作还会持续下去。

　　(据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

　　在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历史中，除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还有一件令世界人民发指的反人类暴行——“慰安妇”制度。如今，越来越多的慰安妇幸存者相继离世，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申诉与赔偿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慰安妇问题到底该从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