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时 间：6月21日

　　-地 点：天津市西青

　　监狱五监区

　　-讲述者：马四友

　　感受讲述者

　　内心自有一份坚守

　　因为工作关系，天津的监狱没少去，对天津市西青监狱并不陌生，这是一所集中关押老病残犯的特殊监狱；对马四友和他所在的五监区也有所耳闻，在这个监区接受教育改造的服刑人员，大多数是肺结核病人，所以警察称这里为大墙内的“特区”。

　　约了采访那天，天气闷热，监狱办公室的领导接待我时问：“要不要进监区？”我心里犹豫着，但是只有到了监区才可以感受到那里的气氛。我不再犹豫，是啊，五监区组建十几年了，那里的监狱警察每天都和病犯打交道，不但使一批批病犯身体得到恢复，人生航标得到校正，还创造了无病犯交叉感染、无病犯非正常死亡的奇迹，如果他们有一丝犹豫，又如何能坚持下来呢？

　　在通往五监区的路上，我看到，除了高墙电网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以外，这里绿树成阴，一派清幽质朴自然之象。五监区是一座独立的三层小楼，第三层关押的都是病情较重、处在排菌期的服刑人员。

　　在监区的小会议室，尽管开着空调，马四友进来后还是把窗子全部打开，这一动作透出了他的细心——他是希望消除我内心对这个环境的紧张。

　　马四友，看上去强壮、坚毅，还有一股子朴实憨厚劲儿。从他一进门就开窗的举动，我断定他真的很适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工作，也或许是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造就了他这样的性格——粗犷中带着细腻，刚毅中夹着柔情。不知道在服刑人员的心目中，马四友更像亲人，还是更像警察，也或许两者兼具。

　　曾经是自行车运动员的马四友，1999年退役来到西青监狱五监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当得知这个监区关押的是传染病犯的时候，内心有过恐惧，也有所犹豫。但毕竟年轻气盛，他把所有的恐惧和犹豫都埋在了心底，加上他有韧性、不服输，竟然十几年就这样干了下来。2008年，他被传染了双肺空洞型肺结核，险些没把命搭上。身体恢复后，监狱领导要将他调离五监区，可他却说，我已经是带菌者了，再调一个新人来，一样要冒被传染的风险，这个岗位总要有人，还不如让我继续干下去。朴实的话语，朴实的人格，正是这种朴实在当今这个浮华的年代才更打动人心。

　　马四友和他所在的五监区，这些年来获得了无数荣誉——管教能手、天津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公务员，集体三等功和二等功，天津市“十五”立功先进集体、人民满意的政法标兵等。但是我知道，在他们心里，最高荣誉是自己内心那份无怨无悔的坚守，最大的奖赏是亲人和社会对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既然选择了

　　就坚守下去

　　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十几年了，一直不想多说，刚开始多少有些恐惧，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恐惧并非仅仅是对传染病的恐惧，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能否承担起一份“教育改造安全”责任的恐惧。毕竟，这里关押的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不同的罪名。加上他们是病患，他们有的刑期较长，更有的外地服刑人员长期无人来会见，缺少亲情的关怀……面对这样一群人，要怎样的责任心、经验、能力……才可以胜任，不说人们也能想象。而我呢，之前在专业运动队，除了训练还是训练，很少接触外界，社会经验少，加上年轻，再怎么说也不敢拿“责任”当儿戏。所有这些现实摆在面前，如果说我心里一点儿恐惧也没有，别说外人，连我自己也不相信。那时我能做的，就是跟在老民警后边，一步不离地学习。老民警找服刑人员谈心，我站在一边听着；老民警巡视监舍，我跟在后边看着；老民警督促服刑人员服药，我在旁边端水；老民警带病重的服刑人员看病，我跟着跑前跑后挂号、化验、拿药……

　　举个最平常的例子吧，进监舍巡查，有服刑人员不想按规定起床，上前纠正，他说他犯病了，不能起床，然后一口带血的痰吐到杯里举到你眼前，这还算是文明的，不文明的一口痰吐到你脚下，脸上全是得意和挑衅。服刑人员也知道，这样一来，如果他们真是发病处在传染期，那么，我们的民警就会处在这口痰里结核菌的有效杀伤射程之内。这时民警唯一能做的是接过他的杯子或者蹲下身子查看他痰里的血是新的还是陈的，然后还要上前摸摸他的额头看是否发烧，判断他是真发病了还是找借口抗拒改造。这样的行动就是在表明，我们不怕。刚开始遇到这种情况也害怕，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喘了，经历得多了，也就成自然了。我们这个监区的民警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其实服刑人员不知道，一口痰算什么，我们带病重的服刑人员到医院治疗，楼上楼下背着检查，血吐到我们民警身上是常事。我们押解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回家，为了避免火车押解殃及群众，我们一般不论路途多远，都尽量坐汽车，不到两平方米的车厢里，押解的数名民警对服刑人员绝对是贴身守护、全程照顾。如此“亲密无间”，被传染的危险更大，可是我们谁也没有犹豫过。

　　后来干久了，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可说的了。这是我们监区全体民警共同的想法，好像大家都觉得，和其他民警甚至其他行业的人比起来，区别仅在于警种不同、岗位不同罢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虽然都是人民警察，但毕竟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是身体和心理都有“病”的人。虽然说我们监狱是一所集中关押老病残犯的特殊监狱，但肺结核终归是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所以我们都自嘲地把这里叫大墙内的“特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们这些民警也都成为病菌携带者。不要说朋友，就连家人，如果能瞒，我们都想尽量瞒着，不想给亲人朋友带来不必要的担心。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不想看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好像我们就是结核菌。确实是这样，我们这里有些年轻的民警，在谈女朋友的时候，原本谈了一段时间，双方都有了好感，可一听说我们民警的工作环境，人家就打退堂鼓了，有的甚至干脆彻底不联系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人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坚持得无怨无悔。毕竟我们这个集体是团结和相互帮助的；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是理解和支持的；还有我们的上级领导以及社会各界对我们也是关心和肯定的，给了我们这个集体和集体中的个人各种各样的荣誉。

　　说句不够谦虚的话，就像面对选择我们无怨无悔一样，面对荣誉我们也无愧于心。前边我也说过了，这些服刑人员带着思想和身体的双重疾病，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也很正常，思想上随时可能发生反复、行为上时常会发生异动，加上在净化灵魂的同时，还要治疗生理疾病。就是在这样常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环境下，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以监管安全为首任的各项任务，监区组建十二年来，创造了无病犯交叉感染、无病犯非正常死亡的奇迹，连续十二年实现了教育改造安全年。

　　既然坚持了

　　就无怨无悔

　　传染病犯监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没有点牺牲精神，在这里真是干不下去。其实，为了防止传染，减少非战斗减员，监狱领导想了好多办法和措施，改善通风设施，定期消毒，配备白大褂、手套、口罩等。但是您想想，我们这里毕竟是国家执法单位，不是医院，我们的威严就体现在我们这身警服上了，如果我们民警出来进去都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怎么可能给罪犯以震慑？更何况，我们做的是人的教育转化工作，是需要投入感情的，白大褂、大口罩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隔离病菌，但同时也隔开了我们和服刑人员的心。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我们五监区的警察始终以严整的警容出现在病犯面前，深入三大现场直接管理。刚才您上楼的时候也看到了，没有一个警察有那样的打扮。

　　不是我们不怕死，不怕被传染，而是我们肩负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怕。曾经有专家对我们监区结核病菌传染辐射强度进行过测试，结果是，一口痰里的病菌传染辐射半径就达70米。我们监区的警察每天长时间深入监号检查卫生，组织病犯学习，检查督促病犯的康复劳动，在日常管理中，还要经常面对面与病犯谈话，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所以，说我们五监区的警察随时都做着牺牲健康甚至生命的准备一点儿也不过分。

　　并不是我们这个监区的民警都不怕死，我们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记得每一次监区民警查体，都会有人结核菌检测呈强阳性，每一次都会有人问一句：“传染吗？”其实这些常识性的知识我们五监区的民警都懂，可还是不由自主地要问，我们是怕，怕传染给我们的家人。说心里话，做监狱警察，我们已经亏欠了家人太多，别的不说，就说时间上吧，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四天值一个夜班，赶上有服刑人员发病住院治疗，就要“隔日勤”，不值班的那个晚上，回家除了睡觉就再没有别的精力了，甚至连一句话都懒得说，家对于我们来说，大多数时候就只是可以睡觉的床。我们为家庭极少付出，如果再把病菌传染给家人，那我们就真的没脸再回家了。

　　就说我自己吧，那是2008年年初，我开始咳嗽,咳嗽在我们五监区是常态，所以开始并没在意，就认为是那段时间工作忙，压力大，总熬夜，烟也抽得太多，上火了。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咳嗽得越来越厉害，痰里开始有了血丝，而且人开始消瘦，我还是没往心里去。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奇怪，按理，我们每天接触的是结核病犯，对结核应该特别敏感，而且如果有服刑人员出现我这种状况，我们会马上安排他到医院检查的。可是，轮到我们自己，反倒不在意了。或许是真的工作太忙走不开，或许是在这个监区工作了十几年，对自己是否可能被传染已经麻木，也或许是潜意识里不想自己被传染吧。总之是一直没往自己得了肺结核病上想。同事们都劝我赶紧去医院看看，可我坚持说是上火，无大碍，还说等忙过了这一段时间，如果还不好就去看。可是病情并没有按照我的愿望发展，咳嗽日益剧烈，2008年1月23日这天，我突然大口喷血，那次我可真是见识了什么叫“喷血”了，只要一咳嗽，血就往外喷。可是嗓子眼像是有好多小虫在动，不咳控制不住。战友们都被吓坏了，立即把我送到了海河医院，医生见状，立即安排我躺下，说：从现在起，你就不要下床了。接着责怪说：你们又不是没有结核病的常识，怎么这时候才来，这太危险了，这样的咳血量最容易死人了，万一一口血呛回到肺里，人就完了，你算万幸。经检查，我被确诊为双肺空洞型结核。

　　听医生这样一说，我心里真的害怕了，我也是一个常人啊，我还有父母、妻儿，没有权力拿自己生命开玩笑。而且我也怕老婆孩子被传染上，毕竟孩子才只有4岁。还好，那段时间因为监区工作忙，很少回家，回家也只是睡觉，极少和他们接触。经检查孩子没事，但妻子身体里的结核菌已经超标，必须按医嘱服药。我这才一块石头放了下来。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我是从来没有过严格按医嘱生活。这期间赶上过春节，我让妻子带着孩子去陪爷爷奶奶过年，我只能对父母编瞎话说单位有事安排我出差几天。

　　等病情稍微稳定，身体感觉好点了，就在医院呆不下去了，天天追着大夫要求出院，追得大夫没辙了，只好说：按理你是不能出院的，可看你在这儿也闲不住，出院也行，但是治疗不能中断，要按时服药，一旦有反复立即回来。

　　出了院我也没敢回家，直接回到了监区。一回到监区又什么都忘了，转眼就两个多月过去了，父母那边开始怀疑：总是打电话不见人，出差也不会出这么久啊。没办法我只好回去，让父母看到我一切都好，放心了，然后扔下一句：我单位还忙着呢，等忙完了这一阵再来看你们，就急急忙忙地回了监狱。十几年了，父母也都早有了思想准备，尽管他们不想自己的儿子真的被传染上结核，但已经被传染了，他们也只能祈祷我快点好起来。

　　既然做了

　　就做到最好

　　为了保证发病的服刑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我们一般都是只要发现有病犯需要入院治疗，就安排民警和车辆往返于监狱与社会医院。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要保障押解和在医院监护的警力，一方面还要不影响监区的日常监管改造工作，所以常常感到警力吃紧。一般人不能想象，一年里，我们要有半年的时间是“隔日勤”。如果有病犯住院治疗，我们的警察更是医院、监区两边盯，没了休息时间。

　　作为五监区的管教民警，我们肩负的责任不光是教育改造服刑人员，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护工。一年365天，我们的民警差不多有90天在社会医院度过，一个任务是看管戒备，保证在那里住院治疗的病犯不脱离我们的视线；另一个任务就是陪床照顾，喂饭喂药，端屎端尿。遇上故意使坏的病犯，故意床上大小便，不停对“贴身陪伴”的民警呼来唤去干这干那，有意大口喘气，大声说话，唾液飞溅……我们的民警能做的只有精心伺候。有时候，病犯的呕吐物连护士们都绕着走，我们的民警却要找来塑料袋和墩布清理干净。

　　刚才我已经说了，这只是我们的另一个特殊的“使命”，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教育改造服刑人员。这些人承受着心灵和身体双重“病魔”的“煎熬”，教育起来难度更大。在服刑人员病发时不嫌不弃，悉心照顾是对他们最好的感化，就有病犯在我们给他端屎端尿，洗脸擦背时哭着发毒誓：“这辈子缺德净干坏事，遇上你们，菩萨心肠，再不好好改造，出去就让汽车撞死。”

　　感化心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服刑人员。刚到监狱的时候，情绪一直特别消沉，每次找他谈话，任你说什么，他就是不开口。说心里话，我们做监狱警察的，不怕服刑人员明着抗拒改造，就怕服刑人员消极对抗改造，因为这种精神上的消沉不仅会成为监管安全的隐患，他们很有可能做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消极情绪对他们的身体恢复也很不利。后来我通过查档案，了解到他生活背景比较复杂，从小父母离异，跟着父亲生活，父亲四处打工，疏于对他的关爱和教育，他辍学后就在社会上混，上网吧，打架。有一次父亲嫌他不争气打了他，更怨恨父亲，从此离家。

　　他入狱以后，父子俩的关系更加恶化，他把自己今日的结果都归罪于父亲。父亲也觉得儿子无可救药，父子俩僵着，父亲不来看儿子，儿子也不跟父母联系。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就决定找一个切口，打破他们父子间的僵局，反复琢磨，终于想出了办法。我想先找到他父亲，五次三番地打电话都找不到，后来索性到他父亲住的地方去找，可去了两次都没找到，我又去了第三次，终于见到了他父亲。在他父亲生日那天，我们买了蛋糕，说是他儿子特意让我们替他买的，希望他能快乐。毕竟是父子情深，见到蛋糕的父亲表情很复杂，心里有了动摇，我们又做工作说:孩子毕竟从小跟你长大，对你有感情，希望你能原谅孩子的过错，多给他一些关怀和温暖。他在里边服刑，又有病，如果他心里唯一的亲人都不关心他，那他真的是看不到希望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他父亲动摇了。临走的时候，他拿出一个日记本，希望我们交给他儿子。我们看到那上边有他对儿子的愧疚，有一段话特别感人：儿子，是我对你关心太少，才致使你走上这条路，是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拿着这个日记本，我再次找这个服刑人员谈心，他还是不说话，于是我把去看他父亲的经过跟他讲了，又把他父亲的日记本交给他，说：你不能把自己犯的错误全都归于你父亲，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父亲也有他的难处，他从小一个人带你，靠什么把你养大？他得出去打工挣钱，他如果不出去打工，天天在家陪着你，你又怎么能长大呢？从小到大，你又为父亲做过什么呢？你自己看看父亲的日记吧。他看了日记之后哭了，我说，下次会见时你父亲会来看你的，见不见，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到了会见的那天，我喊他的名字时，他也惊了一下，没想到父亲真的会来。两人见面的场面真的是让人心酸，坐在玻璃窗的两侧，谁也说不出话来，四目相对，四行眼泪不停地流。会见后，我再次找他谈心，这次他开始说话了，他说：谢谢警官。我回去想了，确实不应该只责怪父亲。上次你讲父亲的难处，我理解了。最后他表示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从此每月他父亲来看他，渐渐地把他从低落的情绪中挽救了出来。现在这个服刑人员已经出狱，他说如果没有管教民警的帮助，他和父亲的矛盾永远也化解不了，自己也可能就此自暴自弃最后干出一些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现在他和父亲住在一起，自己做个小生意，还娶妻生了子。他偶尔还会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我们管教民警。应该说，他目前的幸福生活，对我们是最大的奖赏了。

　　感动来自最平凡的人们

　　整个采访过程，马四友更多的时间在讲他的战友，听他的讲述总让我的内心在一次次发紧的同时，升起无限崇敬。离开西青监狱五监区那座三层小楼，一直在问，是什么力量让这里的民警们在舍家舍命地为他人尽心尽力？马四友的话很朴实：保证教育改造安全，我们肩上有责任，出现任何一点闪失，谁也担当不起的。所以，安全和责任在我们心里的分量远比自己的健康更重。

　　西青监狱五监区，是一个特殊的岗位。特殊的岗位造就了一批具有超强毅力的特殊民警。他们也怕，但是他们为自己的特殊而自豪。这个监区成立十几年来，离开的不是退休的，就是因工作出色提拔到领导岗位的，没有一个是主动要求或是被动调离的。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坚守更感人呢！

　　人总要有点精神，在这个习惯以金钱占有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成败的社会，灵魂的高尚才更显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