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

　　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设立学校最高标准

　　2010年，“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义务教育法以及有关地方政策、法规，也已作出明确规定和部署。然而，多年以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对“牛校牛孩”的强烈追求，使得“虎妈”、“变态娘”越来越多，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再者，择校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利益链，动谁的“奶酪”都不容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占79.8%；其次为“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占42.5%；还有40.2%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

　　报告针对北京市当下“小升初”的乱象，提出“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具体来看，杨东平给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共建生是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在杨东平看来，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而这项措施的本质是限制权力。调查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在报告中，给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设立“最高标准”似乎是一条颇为新颖的思路，以此来限制示范校过度发展和豪华学校的出现。国家的财政教育经费，原则上也不应再投向重点中学。

　　破解择校热，应打破利益共同体

　　长期以来，“小升初”择校成为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现有义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不同人群对学校选择权利的不平等是这一问题持久未解的根源。

　　择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优择校，学校想选择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于是各种“升学班”屡禁不止；二是以权择校，有一定权力的人利用或借助他人权力达到择校目的；三是以钱择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用钱买名额，由此产生了办班、“条子生”、“择校费”三大利益链。

　　然而，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解决小升初“择校热”实质上就是要斩断这三条利益链。

　　择校问题出现后，各地也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没有抓到关键点，在一些地方问题反而加剧。原因在于相关权力部门的掌控者与优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站到利益的同一边，普通民众与相对薄弱学校则站在利益的另一边，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一些所谓的“名校”对政府的公开政策充耳不闻。不打破这一利益格局，任何均衡义务教育的具体措施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那么择校问题是否就无解呢？并非如此。

　　义务教育应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益产品，各级政府首先要坚定每一个人都能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的目标和理念，同时要有可操作、可监控的机制和规程。这个机制其实并不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分少量稻谷蔬菜时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由某一个人将所分物品依照户数分成若干堆，然后再让那些老弱户先选取，一般户后取，分堆的人最后取，这个过程在各户的监督下进行，大家都感到很公平。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将这一做法总结为“分蛋糕”的理论。

　　解决义务教育择校问题的基本原理就是运用好上述“分蛋糕”的理论，让无权无钱的普通民众子女最先选择，让义务教育的直接提供和决策者的子女最后选择，并严格按这一原则制订出各地可操作、可监控的规程，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完成这一过程，这才是从根本上有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遵循这一原则，义务教育的区域环境将会得到持续改善，毕竟，没有哪个决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差的学校，他们必然努力改善差校，尽快实现校际均衡；遵守这一原则，才能拆分优质学校与权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体，才有可能使由于权力的倾斜导致的“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矫正，政府也才有可能在教育方面重建自身的信誉，恢复自己的执行力。

　　四成家庭自认负担沉重小升初择校费比重畸高

　　“超过40%的家庭感到教育开支的负担有些沉重”，日前，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郭明磊牵头的课题《武汉市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及教育负担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教育乱收费，但账面外的花费让家长们颇感压力。经统计，教育开支已占到了被调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

　　调查将教育开支细分为8类：学校常规收费、学校额外收费、择校费、学习工具花费、补习家教费用、特长爱好花费、人情送礼花费、生活费及其他费用。据统计，武汉小学阶段的教育开支项目中，“补习家教费用”占据了20.5%的份额，仅次于“特长爱好花费”。补习费用的高企反映了家长意志：68.9%的家长让孩子参加课外学习的目的是有助于“升学”，38.5%的家长则是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仅有36.1%的家长表示孩子参加课外的学习与培训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当前社会竞争过于激烈，虽然也知道孩子需要一个轻松快乐的成长环境，但是在补习班如此火爆的情况下，别的孩子补习而自己的孩子不补习，就会面临落后的危险，而落后就意味着被淘汰。为了孩子的未来，也只能让孩子先苦后甜了。”在调查中一位家长这么表示。“小升初”的压力，让他们有些身不由己。

　　在经历了小学课外培训的砸钱大战后，报考初中所产生的择校费用又成为学生家长的沉重负担。在武汉初中阶段的教育开支中，“小升初”择校费平均超过8500元，占总开支的21.45%。无论是绝对费用，还是占比，“小升初”择校费均远高于“幼升小”、“初升高”。“小升初”择校费的畸高，正反映了该阶段升学的规范程度较低、教育失衡严重，增加家庭负担之余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调查发现，择校费问题已经引起家长的普遍不满。一位受访家长认为，“现在学校择校费比较高，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同成绩要收取不同的费用，这种现象是非常不公平的，教育应该合理分配师资力量、教学设备，使孩子能享受到大体均衡的教育资源。”而另一些家长则担心用钱择校的行为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让其变得世故，也污染教育的纯洁性。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已经蔓延至学校，希望有关教育机构能够整顿风气，让学校真正成为教书育人的圣地。”一位家长如此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