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将按企业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在案，向社会公布”，“协商代表在任期内，非法定理由，企业不得解除其劳动合同或降低其工资、奖金、补贴等待遇”，这是将于10月1日起施行的《辽宁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的内容。(9月14日《人民日报》)

　　这两条规定入地方法规，很给力、很必要，第一条是惩治拒绝开展工资协商企业的“杀手锏”，第二条是保护参与工资协商的工会和员工代表的法律利器。

　　近年来，许多省市纷纷立法“强制”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规定相应处罚措施，但辽宁省下手“最狠”，最有力度，企业拒协商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等于扼住了企业的生命咽喉，堪称致命一击。信用是企业的生命线和市场经济“通行证”，在我国，企业的信用等级与工商年检、金融贷款等挂钩考核，企业一旦背上不良信用，无疑将蒙受巨大的信誉和经济损失，将工资协商与信用挂钩，企业不能不正视拒绝协商的巨大风险。

　　开展工资协商与企业信用“捆绑”，无论可行性还是必要性都无懈可击。从可行性讲，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被写入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企业拒绝工资协商无疑是违法行为，作为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完全顺理成章。

　　从必要性讲，国务院和全总要求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近10年，但推进艰难，尤其非公企业更难，主要原因是一些企业认为工资协商有利于员工，不利于企业，故而采取阳奉阴违的敷衍态度，甚至于公然拒绝。不久前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工资集体协商普遍存在老板不愿谈，员工不敢谈、不会谈。“三不”现象的根子在于企业没有积极性，老板拒谈，员工自然不敢谈。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方强势，劳动者弱势的普遍窘境，强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保护弱势者权益，就必须对不愿或拒绝协商的企业进行惩罚，辽宁的做法可鉴。

　　笔者以为，将工资协商与信用挂钩，只能解决老板不愿谈的问题，不能解决工资涨多少，譬如企业以种种借口强调效益不好，只同意给员工加一丁点儿工资，如南京一家民企协商的结果是每月增加20元工资，工资协商演变成一场名存实亡的“滑稽剧”。如果对企业工资协商的考核延伸至工资涨幅之环节，无疑更能保护员工利益。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才称得上完美无缺，名至实归。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