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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印斌
9月18日,四川东部爆发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洪灾。9月22日,一个“渠县流溪乡强迫灾民花钱照相,才准许登记成灾民,否则得不到国家救助”的网帖,引起了网民极大愤慨。28日,渠县回应,此事系照相馆老板个人劳务行为,政府没收一分钱,也没有发现乡村干部有从中牟利行为。渠县县委书记王善平说,网民很“犀利”,非常感谢网民的监督(9月29日新华社)。
收费是个体户个人行为,当地政府并未参与其事,至多也只是一个工作方法不太妥当的问题;事发之后,政府又积极介入,责令退款,迅速平息了事端。按照中国式的事件处理惯例,这一事件确乎到此为止了。然而,公众的疑惑却并没有完全消除,甚至随着当地对“个体户”的问责更加如坠五里雾中,怎么查来查去,居然只是查出来一个照相馆老板?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
当地政府的回应只是强调了照相馆老板的收费行为,却并没有说明,灾民为何心甘情愿花费50元钱立此存照。试想,单单一个照相馆老板,再巧舌如簧,又何以能够说动那些一贫如洗的灾民?可见,灾民愿意照相是因为政府要求他们照相,不照不行,无法提交受灾损失的证据。也即,在照相收费的利益链条中,当地政府是主导者,个体户是关联者,而灾民则是被动的羔羊。
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催交照片,且照片直接关系到国家救助,灾民们又如何可能接受50元的照相费用?仅仅是照相馆老板个人的经营行为,并不可能驱使灾民主动缴费照相。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并非一起简单的个体户趁火打劫的经济行为,难逃权钱交易的嫌疑。那么,大灾刚过,村庄尚且一片狼藉,公权力为什么会作出如此有悖人情常理的规定?根子就在于其疯狂的逐利思维。
事实上,网帖也披露,陪伴着照相馆老板下来的,还有一个乡政府工作人员。不过,渠县政府在回应中,并没有讲清楚这个工作人员身份为何、所为何事。而一桩由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的照相登记收费事件,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起个人劳务收费事件。“工作人员”的撤出这样迅速,足可印证人们此前影影绰绰的猜测,即乡政府在这个事件中似乎并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简单的问题。
此外,既然当地已经将此事认定为个人劳务行为,政府并未参与其事,那么,按照市场经济的自愿规则,一方愿交、一方愿收,双方的照相生意已然完成,而政府又有什么理由要求照相馆老板给灾民全额退款?即便是这桩交易发生的费用明显偏高,公权力似乎也不应该宣布无效。政府如此施为,或许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乡政府有关人员确实是照相收费事件的参与者。
因此,渠县对此事的回应不能是一推了事,“个体户”云云,显然缺乏说服力;更不能回避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行政责任。灾难发生,民众已然水深火热,当此之时,一定要以严厉的问责约束公权力浑水摸鱼、欺凌弱小的企图。一旦事发,一定要一查到底,披露真相,公开处理,以为镜鉴。这不仅关系到众多灾民的福祉,更是政府维护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渠县县委书记王善平说,网民很“犀利”,能够帮助政府发现并解决问题。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并不是网民“犀利”,而是当地政府部门太迟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