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收获的季节。战争年代也不例外。

　　一片一片稻谷，全低垂下头，感恩大地。橙子熟了，染一树金黄。枣子熟了，抹一树紫红。然而这个秋天最大的收获却不是这些物质。

　　那是1949年9月下旬，我们铁道兵团二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宣传队住在湖南衡阳市，宣传队正在排练大型话剧《李闯王》，还排练一些喜庆气氛很浓的小型节目，都是为了迎接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

　　9月27日那天傍晚，马文忠队长宣布，宣传队要出一期壁报，主题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可以写诗、散文和回忆。写的人到韩干事那儿领稿纸。

　　那年我14岁，已经有3年多军龄了。虽然我没跨进过学校门槛，却以半部《水浒》为“课本”，已经认识三四千个汉字，读过一些诗歌、小说、散文和民间故事。宣传队的几个“大知识分子”，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都说“小高初中毕业了”。这话对我挺有鼓励作用，给我壮了写作的胆儿，也想写首歌颂共和国的诗。

　　韩干事见我来领稿纸，不解地说：“你要稿纸干啥？”

　　我怕别人听见，贴近他耳边说：“我想写诗。”

　　“什么、什么……”他一口气连说了几个“什么”，吃了一惊：“你没睡醒吧？那诗歌是谁都能写的？乱弹琴！”韩干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不服，跟他急了：“太小瞧人了！我读过许多诗，艾青的、田间的、李季的、马凡陀的、毕革飞的，咋不能写？”

　　韩干事没想到我还有这一手，有点蒙了。不过他很快就反问我：“你读过李季的什么诗？马凡陀？我咋没听说过这个诗人？”

　　我有些得意地告诉他：“我读过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马凡陀嘛，那是他写山歌用的假名，真名叫袁水拍，是个名气很大的诗人。”

　　韩干事无可奈何，很不情愿地数了10张稿纸，并警告我：“先在废纸上打底稿，写好了再往稿纸上抄。写不出来别硬憋，交回稿纸，不许拿去写信。”

　　我这人有一股犟劲儿，愈是别人瞧不起我的事，我偏要做好给他看看。宣传科长简群，老燕京大学毕业，学生时代就写过诗。他鼓励我：“把自己心里想的写出来，把对新中国的企盼写出来，带着自己的感情感受，就是诗。”

　　于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成了我最初的“诗歌理论”。可是我有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激情：想到了家乡、母亲、牡丹江(参军的城市)、辽沈战役、抢修淮河铁路桥(我被漏排的地雷炸伤)，还想到牺牲的战友……万千思绪，不知该从何处落笔。直到“十一”当天，听到收音机里传来毛主席的声音，才灵光一闪，顿时找到了兴奋点,马上在椅子上摊开纸，蹲在地上写起诗来……

　　我的这首诗不仅上了宣传队的壁报，还登到师政治部办的油印小报《南进报(号外)》上。从此，韩干事对我刮目相看。简群科长还郑重地报告我父亲：“你们司令部该发个贺信，咱们宣传队有个小诗人，与共和国同一天诞生了！”

　　真的，从那天起，一颗“诗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头。若干年后，我真的成了一个写诗的人，至今已出版7本诗集。《建国五十年诗选》、《20世纪新诗词典》、《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选集·诗歌卷》、《与史同行》、《新文学大系·诗歌卷》、《诗刊50年诗选》等新诗选集都选了我的诗，四次获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联合颁发的“骏马奖”。

　　我的诗记录了共和国62年的足迹，也记录了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与命运。这60多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有灿烂的阳光，也有过风雨阴霾；有华夏崛起的欣喜，也有众所周知的隐痛。我曾为这个时代歌哭。我写下的每一行诗，不论是激情的赞美，如《中国，是一座高山》，或是善意的鞭挞，如《给官僚主义者》，都是献给共和国的一颗赤子之心，也是为新中国62年艰辛步履立下的路碑。

　　62年，尽管诗坛也是战场，诗人也有中弹倒下的时候，可是不论因为诗歌给我戴过荆冠或桂冠，我都无怨天悔。正如著名军旅诗人雷抒雁在《旗帜上的风——读高深的诗》中所说：

　　“今天，当我重读高深的诗歌时，喉咙里有一种灼热感。我们骄傲，在需要勇气呐喊的时候，我们不曾逃避。

　　“那旗帜上拂过的风，是呼唤他永不放弃的诗情，是激励他永不沉沦的人格，是支撑他永不堕落的正直……依然是战士的品质。”

　　作为一个老兵，“不负满头苍白发”，只要一息存，我的诗还将“是受伤老兵手中/倒下又扶起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