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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林青霞,是广大华人圈中30-50岁的群体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在我成长的日子里,那一段段凄美爱情里的她,让我和无数人都在心底都打下了“梦中情人”的标签。也因此为他与秦汉的苦恋所动容,也因此为她“老大嫁作商人妇”而黯然。但毕竟我们不曾真正了解,在影坛“东方不败”的20年里,她付出了多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2011年7月以作家身份复出的她,推出了散文处女作《窗里窗外》,以“戏”、“亲”、“友”、“趣”、“缘”、“悟”六个篇章记录了那些人生经历,字字真实深刻。本书在大陆地区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林青霞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凸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我。
就这样,命运的安排,我走进了“窗外”。
《窗外》拍摄于1972年,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是个爱做梦的年龄,就像初生牛犊,一头撞进了莽莽的丛林里。幸运的是我遇见的都是圈里的老实人,所以在这个大染缸里并没有被污染,一路走来也很顺畅。
拍摄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刚刚留了三个月的头发剪短到耳朵之上,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时间,学校规定我们的头发长度在耳上一公分,于是毕了业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烫了留长。虽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还是舍不得那一把长发。
电影前三分之二的学生戏,对于刚离开校门的我,演来不是问题。结婚以后的戏,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和没有生活体验下,演起来明显地生涩。我的初吻就献给了这部戏。还记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场戏。他教我把牙齿合上,嘴唇张开,其他的就交给他。我照做,两个人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导演喊“卡”之后,我见摄影师陈荣树的眼睛从镜头后面慢慢移出,一脸迷惘地说:“她像个木头。”
这些幕前幕后的伙伴们,经过数十年光阴的洗礼,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风景,沧海桑田,永恒不变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段回忆。
还记得拍摄《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从片场飞到家里,和母亲诉说着拍戏有多么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护我。母亲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头,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以后都这么快乐。”
1973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停过拍戏。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忘了什么是快乐。1994年嫁到香港,育有3名可爱又美丽的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离开影圈十几年,还是逃不开媒体的追逐。世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人生这场戏,比虚构的剧情更富有戏剧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