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庙子是成都大名鼎鼎的股票街市。在红庙子，从草根到大鳄，又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不在少数，红庙子波诡云谲的人性演绎更是在中国股市反复出现。

　　王瑞身上，金融气息淡一些，禅味要重一点。虽然手头打理的是充满数理逻辑的证券投资工作，与人闲聊扯淡，言语之间却尽是佛、哲学和外人难懂的《金刚经》。王的好友李应，也不能理解王瑞前些年云游四方的行为，一边喝茶，一边揶揄他，“红庙子出来的人，都很神。”

　　红庙子在成都大名鼎鼎，原本是一条不过两百来米长的破落街道，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骤然兴盛，成为一条热闹的股票街市。那会儿才20岁冒头的王瑞，即在红庙子街上给人指点股票迷津，以后又靠这门营生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彼时红庙子的疯魔，对于这个哲学专业毕业的年轻人自然刻骨铭心，如今已近中年，听记者打听红庙子的故事，他还郑重写下一篇短文。

　　文中说，“在红庙子，从草根到大鳄，又从天堂到地狱的人不在少数，红庙子波诡云谲的人性演绎更是在中国股市反复出现。有时经过红庙子，我会停留下来，注视着这条数百年来香火飘渺的街道，传奇在记忆中复活，它也静静注视着众生的狂欢和忧伤。”

　　强心剂“乐山电力”

　　王瑞犹记得，红庙子最为红火是在1993年前后，当时一条街上，股民从早到晚挤得满满当当，“一旦进去，不要你动步，人挤人推着你就从街这头到了那头。”

　　王瑞那时候已经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记得当时有一只叫做红光的股票委托给他们公司销售。有一天，公司领导把王瑞叫进办公室，让他领一批红光股票上红庙子去卖。“问我能卖多少，我说我争取两天卖20万股，他就给我开一式两联的票据，一张1000股(每股面值1元)，拿钢笔写的。”王瑞说，当时红庙子街上买卖的企业原始股票，大多都是这种手写的白条票据，川话叫做“纸飞飞”。王瑞拿着“纸飞飞”挤进红庙子，迎头碰见邻家一位阿姨，问他的红光股票卖不卖得起价。

　　见是熟人，王瑞就按公司的底价每股1.5元卖给阿姨一张(1000股)，“没过10分钟，她跑回来说，已经作价1.8元卖出去了，还要再拿几张。”

　　王瑞朋友李应，也是红庙子的老股民，至今手头还攒着几张在红庙子买卖股票的原始凭证，“红庙子最后发展到上十万人，我至少是前100个进场的。”李应记忆中，起初，红庙子街上的倒爷不过三三两两，都在路口抬一块黑板，上面写着收购股票的名称。当时有人路过，甚至还不知道这做的是哪门营生。

　　但不久之后，红庙子就在川内有了影响。“对于当时的红庙子市场来说，这一支强心剂打得太厉害了。”李应说，这时候红庙子的人气急剧扩散，相连的几条街也都卷进来做起了股票生意，川内发行原始股票的企业也逐渐多起来，倒爷面前的黑板上经常写下几十只股票票名，“都不写价格，因为写不及，行情涨得太快了。”

　　“红庙子”的疯狂

　　红庙子股市骤然疯狂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像李应这样的亲历者，倾向于把红庙子的兴盛归于当时一路看涨的行情。李应分析过，红庙子的股票价格越卖越高，手头有股票的，赶到红庙子卖股票，手头没有股票的，就出去寻找股票，这样逐渐扩散开来，形成一条收购、零售的股票交易链。

　　王瑞也认为，类似乐山电力股票的成功上市，刺激红庙子内的交易形成一个持续赚钱的项目，“上午进场，中午出来就赚一笔钱，下午进去的，晚上出来又能赚一笔钱。”

　　1994年前后，正当红庙子及其关联而生的各种风险一天一天叠加，地方政府迅速出手，强令关闭了红庙子。

　　“四川股票复兴运动”

　　红庙子现象，后来被经济学界视为“四川股票复兴运动”。而在这场疾风暴雨般的区域性金融运动背后，却是同时期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维艰局面。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首先从乡镇、社队企业中孕育股份制组织形式。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上肯定了沈阳市等一些企业“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的做法后，地方上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亦陆续展开。

　　但中国全面达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识，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在此之前，早期的股份制改造，企业实际只能面向法人和内部职工定向发行股票募资。

　　四川的股份制改造一开始就走在全国前列，但限于大政策的圈子，当时川企也只能发行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

　　李天德告诉记者，当时四川省把股份制改造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推销内部股权(股票)的桌摊甚至摆到了省政府大院里面。

　　在这种情形之下突然蹿上舞台的红庙子，俨然成为一个“坏孩子”，它推动那些原本难以流通的“纸飞飞”、“股权证”迅速流转，川内股份制改造的被动局势即刻得到扭转。李天德告诉记者，那一时期有不少公司通过单位推销发行内部股，造成一些后遗症。

　　“做市商”的醉翁之意

　　四川股份制改造和红庙子市场交叉形成的一大堆遗留问题，后来交到了成都托管中心这样的机构来梳理、导引。成都托管中心创立于1996年10月，中心副总经理吴盛强告诉记者，如今已有约200家未上市股份公司股权(股票)托管在这里，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正是1996年之前股份制改造浪潮中上马的公司。

　　记者注意到，事实上，围绕托管中心所在的金仙桥一带，此时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红庙子”。一批从前的股票倒爷，已渐渐向这里聚拢。眼下初秋，成都的天气日渐清凉，加之最近市面上又放出一条回购股票的消息，金仙桥的倒爷一下子比平日多出好些。

　　站在托管中心大门内两侧的，多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们怀里抱一只水壶，见人走过来，伸长脖子问“手头有票没得”，跟着递上来一张名片，正面印了“成都市股票市场”抬头，背面密密麻麻列了收购股票的票目，有百十来种。在这个市场上，金仙桥的倒爷干的是体力活。他们相当于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终端，只负责向原始股票持有者报价，并按这个价格机械“吃货”。

　　倒爷身后真正的操盘手，仍然是前述王瑞这样的股票经纪人。实际上，“王瑞们”在这一行淘金，凭的是一套过硬的财务技术，其中亦不乏有人掌握了深不可测的资讯通道。他们研究川内未上市股份公司业绩，并对这些公司上市趋势做出各自的判断。

　　而眼下这些“做市商”的醉翁之意，实不在于给市场提供一套价格，而是要达到持有原始股票的目的。其孤注一掷的赌点，仍是股票上市后形成的高溢价。用王瑞的话说，“这一行里面有宝，考的是眼力和耐力，一旦这些股票上市，后半辈子不用愁了。”

　　时过境迁，红庙子的故事已经渐行渐远，金仙桥的叙述不过刚刚开了个头。不同之处在于，与红庙子时期相比，此时政策大气候已经改观，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金融共识，而如何有序推动类似金仙桥这样的未上市股份公司股票充分流通，也已在制度设计者的通盘考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