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为北京医院题匾

　　毛泽东经常读帖，数量也相当多，但未见其临帖，未见其临帖的报道，也未见他学生时的临帖报道。但是，毛泽东是极其重视书法基本功的，1957年10月，他针对一些人头脑发热，对苏联提供的研制原子弹技术设备要进行改造时，他对坚持正确做法的宋任穷说，别人的东西还没掌握，就怎么动手改呢？“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路都不会走，就想跑，怎么行？”可以想象，毛泽东小的时候是认真学习书法基本功的，并且有扎实的正楷字基础。在坚实的书法基础上脱颖而出。所以他学习上的密友萧子升回忆中说，虽然没有见到毛泽东对书法艺术的评论或心得，但他写字特点突出，给人的印象很深，自成一体。

　　萧子升回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后他自嘲地笑着对我说：‘你一个小格子里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占三个格’。真是一点也不假。”

　　个性突出，艺术早熟的毛泽东，其书法艺术在学子时代就已经是自成一体了。萧子升的口气是希望毛泽东应遵循书法大家的轨迹去追求，而毛泽东走的是创作之路。

　　设在东郊民巷的北京医院，解放以前称为“德国医院”，从其建筑形式看，倒很像一家旅馆。新中国成立后，该医院加强了技术力量，承担起来了中央机关、各部委领导人的医务保健任务，原来的门诊部就远不能适应要求了。于是就推倒了平房，在原来的基地上建立起来了仍是简易的门诊部楼房。门诊部落成时，傅连暲找到了我：“鹤滨同志，劳你去请主席给北京医院题字，写个匾吧。”说着，他从黑色的手提包中拿出了一张折叠着的宣纸，交到我的手中。我高兴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拿着那张宣纸回到中南海，走进菊香书屋，当我知道毛泽东正在办公室工作时，也不管他是忙是闲，就兴冲冲地踏入了他的办公室。

　　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我站在办公桌旁等待插话的机会，毛泽东见我走了进来，就在转椅上侧过头来，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王医生，有什么事吗？”毛泽东和蔼而关心地问我。“北京医院请主席给题字。”我恭恭敬敬地回答。“题什么字？”毛泽东紧接着问了一声。“请给北京医院写个‘北京医院’的匾额，他们新盖成了门诊部。”我回答，看来毛泽东已经答应题字了。“好！”毛泽东果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毛泽东说罢，站了起来，把文件迅速地推向桌面的西侧，然后把宣纸铺在桌上，将四尺生宣纸横着用纸刀裁成三等份，这三等份纸，被称为“四裁三”，我忙把写字台上的铜墨盒打开、放好。

　　毛泽东从笔架上抽出了一支毛笔，蘸饱了墨汁，用目光在纸面上扫视了一遍，略端详了片刻，想是考虑字体的布局，做到意在笔先，胸有成竹，在打腹稿。只见他第一笔凌空而下，势不可遏，意在笔中，笔在毛泽东臂、腕、指的运动中任意挥洒，淋漓酣畅，发着墨光的四个大字跃入眼帘。很快三张纸都写上了“北京医院”，毛泽东把它们展开在写字台上，左右顾盼地对比了一下：“就拿这两张去吧！由他们选一张用。”说着，毛泽东把认为可以拿走的两张字叠在一起，我急忙恭敬地接了过来，等字迹完全晾干后，才卷了起来，而另一张“北京医院”在毛泽东的手中被揉成了一团，投进了废纸篓。我将毛泽东书写的“北京医院”握在手中，兴冲冲地出了办公室，甚至忘记了帮助整理桌面和把用过的毛笔去洗一洗。我很快就出现在北京医院周泽昭院长的办公室，当我把墨宝展现在他的面前时，周院长高兴得面部开成了一朵花，他那厚厚的嘴唇都合不上了，我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这是两张‘北京医院’题字，主席讲由你们选一张用。”我将展开的题字，一一交到周院长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