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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诚和《南明史》,一个冷门的人,一本冷门的书。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顾诚先生的严谨太过遥远,而对南明十余年伤心史的了解多停留于道听途说。近日,《南明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改变。
且不说豆瓣上热烈的讨论,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也有了他的拥趸。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学界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位已故8年的老先生。今天的学术界,甘做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的精神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在学术界之外,这也是我们在浮躁的当下所需要呼唤的精神。
就历史本身而言,短暂的南明因其波澜起伏而创造了3000年未有的奇绝,顾诚对它的展现又与过往有些不同,这背后,是他执着的探寻与考据。用心读过《南明史》的人,都不免惊叹于它的厚重与丰富,其中爬梳的资料,许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而它们却是顾先生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中抄出来的。
因而,这次我们执意要展现这个对普通大众来说显得冷门的人和这本书,所幸,周遭虽然浮躁,却仍不乏用心读它的人。
本报记者王湛
“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在新版《南明史》的自序中,顾诚这样写道。
这篇自序,叫《我与明史》,是顾诚的夫人何龙素在2003年6月先生去世后整理旧文时偶得。
“这是一篇写作目的不明、写作时间不详的学术自传,一万字出头,仅从标题上看,顾先生相对于‘明史’顾盼自雄的气势跃然纸上,虽然他只是个干瘦的南方小老头儿,虽然或许他本意并非‘跃然纸上’。”再版《南明史》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孙献涛说。
孙献涛,恰巧也是顾诚的弟子。再版《南明史》前,他与同门大师兄陈宝良教授商量,决定把《我与明史》作为代序放进新版之中。
用特制稿纸抄书
“他偶尔谈起年轻时的事,比较零散。”何龙素和顾诚结婚时,顾诚已经40多岁了,“顾诚是南昌人,生于1934年,那时有文化的人不多,顾家是书香门第,明代似乎有人做过高官,他的父亲是校长。1957年9月,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喜欢师范院校,他说毛泽东也是师范毕业的。”
何龙素说,从1971年冬天起,顾诚开始偷偷摸摸做学问,“他后来庆幸说,自己比别人多争取了5年的时间,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就写出《南明史》。”
这多出来的5年时间,顾诚要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文革’时,学校资料都被封了,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
顾诚在《我与明史》中说,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从未被人撞见过。
何龙素回忆说,“文革”后,各图书馆开放,顾诚去图书馆,有时只是带一个馒头,中午靠它果腹。
顾诚的用功,实在非常人所能想象。“那时看书很难,也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只能手抄,顾诚不用卡片,因为卡片写不了多少字,他都用稿纸抄。后来他嫌普通稿纸不方便,就联系印厂专门印了一种稿纸,至今家里还剩不少。”何龙素说。
有几年暑假,何龙素都和顾诚在南京度过,“因为他五哥在南京当干部,给他联系了一家图书馆,他就去那里抄资料。”
整天埋头读书、抄书,顾诚最大的乐趣就是学术,有了新发现,他就给最好的朋友打电话。“顾诚原来学俄语,后来自学了英语。他喜欢学问,但做学问的条件太差了,如果有今天的条件,他会做出更多贡献。写完《南明史》后,他准备再写一部书,但后来得了重病,无法实现。”
和顾诚谈恋爱时,身边人都问何龙素,这么个老学究,性格上怎么合得来?“一接触,就会发现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电视里有我爱看的节目,如果我不在家,他就会录下来,他最讨厌看历史剧,说都是胡编乱造。”
而顾诚唯有的遗憾大概也只是对家人,在病倒前,他曾对朋友说:希望家人能过得好一些,能有个大房子,可惜自己没有做到。
不为考据而考据
陈宝良还记得第一天上顾诚老师课的情形——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扣上风纪扣,戴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手提一个黑色人造革包。
“这是他典型的上课打扮,几十年如此。仔细算来,当时他年近半百,却因长期的失眠,样貌已呈一个矮小的老头之像,面容清瘦,却又矍铄,两眼炯炯有神。”
1983年的下半年,顾诚开设“明末农民战争史”选修课。“当时系中老师、学长盛传,先师教学,近乎苛严,选修其课者,得一良好成绩已属不易,稍有不慎,即有沦为不及格的惨境,得一优秀,更是奢望。”而陈宝良却年少无畏,更多的还是好奇,毅然决定选修此课。
陈宝良说,顾诚招收弟子,以“读书种子”为标准,若是言谈中稍露混文凭并藉此作为敲门砖者,一概拒之门外。
“老师所研究的问题,均是教学上无法避开的重大问题,尽管多有新见,却不喜与人争论,写与人商榷的文章。”而顾诚私下经常对他的弟子们说,“新见问世之后,自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好事,一切留待后世的检验,不必啧啧烦言,替自己辩解。”
好友王春瑜将顾诚称为学术“苦行僧”。“京中的几家大图书馆,都留下他的足迹,而北图(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方志部,更是他常常光顾之所在。”他回忆起好友顾诚,不禁悲从中来,“1978年,我已经41岁了,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年轻而已。而我端详顾诚,他仅比我大3岁,但瘦削、憔悴,俨然年过半百。我猜想,也许是他太用功所致吧?”
王春瑜曾当面向顾诚建议,甚至是严重敲警钟,要他戒烟,改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但他听不进去,继续在熬夜、浓茶、抽烟、失眠、安眠药中恶性循环。”
“顾老师一生深居简出,潜心治学,著作不过2部,论文不过40余篇。因为,他追求的是高标绝俗,希望每一篇都要有新意,都是精品。”弟子彭勇对记者说,“熟悉的人都知道,虽然顾先生考据功力甚深,但却不为纯粹考据而考据,他的行文绝不是那种不厌其详地开列史料,而是在考辨史料之后,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史料论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