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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是全国唯一三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2009年又是第七届茅盾奖的得主。
她原是《北方文学》的业余作者,后成为黑龙江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我原是《北方文学》老编辑,后任副主编。在上海回望与她二三十年的接触,感触多多、故事多多。
那该是二十七年前的事,青年编辑宋学孟,下去组稿回来对我说,他去了大兴安岭师专,到教员室请老师给找个叫迟子建的学生面谈稿子修改,本以为他是个男生,来的却是个小女生……这稿,题为《那丢失的……》,写一个女生,毕业典礼后回到108宿舍,看到凌乱现象的失落感,和找到补救失落感的行动——“扫除了该扫除的,清洗了改清洗的,也拾起该拾起的,她坚信108的新主人将会说‘我们的大姐姐在这里很好地生活过。’……”对这篇作品,迟子建感恩于“还没怎么受到挫败就在《北方文学》上发表了:编辑是从自然来稿中挑出来的。”这是她的“处女作”啊!她得到了人生第一笔稿费,马上去商店买了瓶父亲喜欢喝的“竹叶青”。他们父女情深,她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文学修养深厚,喜欢曹植的《洛神赋》,不是曹植又名“子建”嘛,他便给初生的小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真是没白起这个名字,现在女儿的文采已经显露出来……
不久,这个童年在漠河北极村、少年在塔河林区,青年在加格达奇——始终都在大兴安岭里转悠的迟子建,是我们《北方文学》办的兴凯湖小说班,让她第一次走出了大兴安岭,从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那是我任副主编后办的第一个小说班,让我零距离地接触了这个小女生,白衬衫、灰长裤,梳一条单辫,在大家研究作品时,或在浩渺的兴凯湖里成群嬉戏时,都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只是睁大眼睛在看、在想。她是全小说班作者中最小的一个,却也是最沉静的一个。对这个当时的学生,我们按农民作者待遇:旅费、宿费、伙食费全包。
有了这次接触,日后,她和我联系渐渐多了起来,随便了好多,甚至带点调皮。来信她自称是“小迟子”,给我寄了好多生活照,其中,披一块带“点子”的薄纱、眉间点一红痣,打扮成印度女孩,问我“像不像?”另一张,在床上,一只手做祈祷状,照片背后写道:“我没做过坏事,是鲁阿姨懂事而听话的好闺女,可为什么还让我肚子疼呢?我只好忍痛坐起,祈请上帝:阿弥陀佛,来世变个男孩!”
那时的迟子建,多么天真、活泼,可爱!想必也是她对“长辈”的我和老伴,表示亲热、不见外吧,但,这不妨碍她作品写得严肃、深沉和有思索,我说的是接着发的她的《沉睡的大固其固》。我们《编者按》里称这小说是“一篇新的生命的宣言”。我写的评介,得到了读者的认同,此篇,则是她的“成名作”了。后来在我刊发表的乡土叙事《葫芦街头唱晚》,便成了她第一篇译成英文推向世界的作品。
1986年1月,她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这对小迟的打击太大了。她说过她发一篇稿子,她爸就剪下贴起来,发一篇贴一篇。有的报纸上发的,她自己都忘了在哪能找到,可她爸剪报本里准有;这是她爸最乐意干的事!而现在……我为她难过,这期间她沉默了,少了和我们的联系。过了半年,她寄给我一张拉手风琴的照片,背后写道:“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唯一的‘嫁妆’ ,我十分珍惜它,拉起它,醉悠悠的,甜蜜蜜的,因为它包含着深沉、慈祥的爱。
——给鲁阿姨。小迟子86 8 29”
或快乐或痛苦,她都愿说给我们听,我们也愿意与她分享或分忧;当然,还是分享快乐的时候多。
后来,她从鲁院毕业调到我们作协来,就常来我家,我4岁的外孙女只让小迟阿姨给梳小辫。记得小迟以前说过她是正月十五灯节生的,爸爸给她起的小名就叫“迎灯”,于是,便在这个日子,我们给她过生日。老伴上灶,我和外孙女上街去给她买蛋糕。点上蜡,我说你许个愿,吹灭,我们唱:“祝你生日快乐……”——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吃生日蛋糕——大兴安岭没有这个风俗。
她每年有大半时间在大兴安岭写作,回哈尔滨来,我家是她最爱来的地方。1998年34岁的她,在故乡和黑龙江大学毕业、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了婚。回到哈尔滨,别的人家没去,先领她爱人到我家来,使我们有幸见了她爱人一面:高高的身材,文文雅雅的气质,甚至有点腼腆。我老伴按习惯给他沏了茶,反倒是他给我们茶杯里续水——是个会照顾人的人,我心话,小迟以后有人疼了!
不料,四年后,她爱人死于车祸!!
我们的慰问电话迟迟不敢打——那个时候任何慰问她都会受不了,我想。过了大半年,她来电话说:“挂断了所有的电话,四个月没出屋;以后,出得屋来哪条街、哪个商店也不敢去……” ——我理解,走哪里都有她和爱人同来同往的美好记忆啊!再以后,还是她“自己救自己”,把深深的怀念变成文字,在一篇一篇怀念她爱人的作品中“活”了过来。迟子建在《文汇报》“笔会”文章中这样写道:“……书页上一定留有我肉眼看不见的爱人的指纹,所以打开它的时候,那一幅幅绚丽的图画,在我眼里就是天堂的圣经图……我想爱人能够在最后的日子看这样一本书上路,实在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带着美走的。” ——话,虽如此说,我们仍对她今后的写作和生活担着些心。
但,当在网上听到茅盾奖典礼上她的致辞,我们放心了!她说:“……我觉得来到这个领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而在看了电视上的《文化访谈》后,不仅放心,而且是对她充满了信心!她说道:“生活并不因为你是作家,就会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世界就变大;把自己看大,世界就小了。”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和他们比,我的痛苦是浅的。” (“他们”是指她写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矿难家属。此篇使她第三次获鲁奖。)
转年夏天,我和老伴回哈尔滨避暑,被邀请去了她家——她与爱人生前的家:房间全是她自己设计的,很现代又很“原始”——用大兴安岭的原木原色打的一面墙的书架、写字台。书房里、饭厅中,挂着她自己画的抽象画,连摆的瓶瓶罐罐上,她都随心所欲地涂了色彩……似乎过得很快活,但是,当我走进她卧室里时,却发现,床头柜上摆着她一个人的“婚纱照”——很悲壮!
去年我们回哈避暑,她宴请我们吃俄国大餐,并赠我们她的散文集。至于得茅盾奖的事,她一字没谈。而关于现在,她当了省作协的主席,也一字未提。
多年没收到她寄的照片了,更看不到她在照片背后或轻松或深沉的题字——无字的迟子建,也许包含了更多的内涵!……
我和她,是以文会友——“会”友情、乡情,甚至还带点亲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