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般认为,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和繁荣。宋代文言小说就其数量而言,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就其篇数而言,更超过唐代,一部《夷坚志》就有五六千个故事。但尴尬的是,宋人小说受到的评价向来甚低,远不及唐。如明人杨升庵就说:“说者云,宋人小说不及唐人,是也。”同时代的胡应麟也说:“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采艳殊乏。”应该说,以“藻绘可观”与“采艳殊乏”概括唐宋小说的不同语言特色,确实比较准确。鲁迅对宋代文言小说“既平实而乏文采”的评价,即来源于胡应麟之说。
同样是文言小说,创作方法亦大同小异,何以在语言上却有“藻绘可观”与“采艳殊乏”的区别呢?胡应麟认为这种差异由于作者不同造成的,他说:“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此说甚勉强,难道宋代的“文人才士”就不写小说,只有“俚儒野老”才做小说家?其实,宋人小说不被看好,与其“平实简率”的语言有关,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又与宋代语言文白消长的大背景有关,它是白话大量渗透进文言小说造成的。宋代的不少文言小说,虽然还具备文言的一些基本表达方式,但若与唐代的同类作品比起来,其口语成分明显增加,实则只能算是一种“浅近文言”。
其主要表现是,在一些看似规范的文言句式中,白话词汇及表达方式大量增加,无形中“稀释”了文言的成分。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梅尧臣事:“其初受敕修《唐书》,语其妻刁氏曰:‘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刁氏对曰:‘君于仕宦,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闻者皆以为善对。”夫妻二人的对话有文言语气词“矣”、“耶”,似乎是文言;但“猢狲入布袋”、“鲇鱼上竹竿”又都是民间俗语,这样就形成了文白夹杂、既文且白的特殊语体。再如王明清《摭青杂说》:“项四郎,泰州盐商也。……中夜月明,睡不着,闻有一物触舡,项起视之,有似一人。遂命梢子急救之……”总体上是文言表达方式。但句中又有“项四郎”、“睡不着”、“梢子”等口语色彩非常鲜明的词汇。洪迈《夷坚志》中可以找到的例证更多。如《卖鱼吴翁》条:“此老数日前却抱得十岁一个女儿来,央我与他梳掠。”《鄂州南市女》条:“对曰:‘实然。怕为爷娘羞,不敢说。’”显然,这种语体读起来与规范的文言有明显的差别。
文言语体浅俗化的倾向,在宋代小说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从语言进化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进步。但对于正统文人而言,这算不上一件好事。维护文言的“纯洁性”,既是文人的“责任”,也是维持其身份的“命根子”。所以到了明代,保守的文人发现文言渗透的口语越来越多,便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就是倡导要用秦汉时的词汇、语法写文章。最早提出古代小说“宋不如唐”的杨慎,就是其中的一分子。在他看来,宋人小说中有白话成分,不如唐人小说“纯”;而唐人小说就是最好的吗?也不是。他在说了“宋人小说不及唐人”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唐人小说不及汉人”。——在复古主义者看来,小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于是他们忍不住玩起“换字”的把戏,替宋人改俗为雅,把小说中的白话词汇改成文言词汇。如改“你”为“尔”或“汝”,改“住址”为“寓止处”,改“无”为“乌有”等;有的是增添文言虚词,如“至此”变成“至此耳”,“同一饱”变成“同一饱乎”;甚至还将今地名改为古地名,如“德清县”改为“德清驿”等。明人篡改前人著作臭名昭著,其中一大项就是替古人把白话改成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