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徐银鸾，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基于我外公的智慧和我外婆的贤惠，在她平凡的八十四个春秋中，以她那充满艰辛平凡的生活历程，不但将我们姐弟五人抚养成人，还为我95岁高龄的祖父养老送终。她平凡而高尚的一生，令我崇敬无比。

　　1970年6月，我作为上海知识青年，分配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6月24日下午离家赴淮北“修地球”。临走前，母亲塞给我30元人民币和20公斤全国粮票，细声地对我说：“今天你要到淮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除了这些钱和粮票，我把我出嫁时我外婆给我的陪嫁箱子给你，你要记住我们家祖祖辈辈靠劳动吃饭，绝不要学个别坏孩子，到农村插队做偷鸡摸狗的事。希望你争气，做个好小孩，让农民和家里人放心。”

　　说完这些，我想母亲可能会像别人家有人上山下乡，嚎啕大哭一样，但是她却平淡地加了一句：“去吧，好好做人！”母亲竟然不到老北站送我上火车，我猛然回首：母亲满眼尽是坚毅和希望，没有一丝泪水。

　　正是母亲这充满坚毅和希望的神情，锤炼着我在淮北农村异常艰难的插队落户环境里，奋斗了将近五年，在那里当了两年生产队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带着母亲的坚毅和希望，沾上淮北农民纯朴风尚之光，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大地震，我随部队当日赶到灾区救灾。由于当时部队纪律规定，我们无法与家人书信或通讯联系。不巧，这一年9月15日我祖父95岁高龄去世。亲朋好友都通知到了，唯独我这个长孙远在救灾第一线，全然不知，再加之数月音讯全无。母亲不知哪来的勇气和精力，竟然第二天早上6点从交通路大洋桥住处(即现在新客站北广场长途客运总站处)徒步五个多小时，中午到达嘉定南翔，找到部队团长在上海的家，向团长夫人说明来意，团长夫人见母亲如此艰辛徒步找上门来，深为感动，通过她与她丈夫联系的渠道，打了电话并拍了电报。团长接讯后，通知我到救灾指挥部帐篷里，告诉我祖父去世的消息，并赞不绝口：“你有位平凡而令人崇敬的母亲！敬佩！敬佩！救灾结束，我放你10天假！”

　　1978年12月，我在铁道部上海部属单位工作时，按照国务院104号文件规定，凡职工知青子女，符合相关条件均可顶替父母到上海工作，当时我单位顶替职工子女一百八十多人，大多数在黑龙江和云南等地，上级就令我们派人去速办。单位领导认为我在部队救过灾，能吃苦，准备让我到黑龙江二龙山等边远严寒区去办理顶替事宜。我觉得已近年底，那边太冷，想跟领导提出过了年稍暖和些再去。母亲知道后严厉地呵斥了我：“你从部队回来，当了个芝麻绿豆官，就忘本了，不想为人民服务啦？几年前，你在外，我们做父母的什么心情？估计你不清楚，现在这些知青不回来，他们的父母每天都睡不安觉，不要忘本，赶快去！”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坐了三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在北大荒赶了两通宵的夜路，将十多名与我同命运的知青朋友办回了上海。

　　我从上海到农村，到部队，到部属企业，到市委机关，再到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能一步一步，徐徐向前，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长进，归根到底是母亲哺育了我，鞭策了我。她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