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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摄于多伦道寓所。(照片由孙晓玲提供)
【编辑有话】
日前,“2011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在津揭晓,多位长期在报纸副刊战线辛勤耕耘、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获奖。
对于热爱报纸副刊的人们来说,奖项不仅是一种激励和对孙犁先生的纪念,更是对他一贯严谨的工作态度、真诚的处世理念与无私的奉献精神的传承。
值此之际,本报特别约请孙犁之女孙晓玲女士撰文,回顾了孙犁先生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在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中,培养了大批优秀年轻文学创作者的历程。
1982年,孙犁先生写下《报纸的故乡》,让读者感受到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作家对好的文艺副刊是如何地热爱痴迷。
父亲自小聪慧好学,我奶奶常夸他“三岁看大,七岁知老。从小爱念书”。上高小后便爱上了新文学作品,除了课堂受教,他经常利用课外时间,阅读报纸、图书。操场上少见他的身影,图书馆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
父亲从年轻时便与报纸副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心仪的副刊上承载了这个热爱文学,热爱、崇敬鲁迅先生的年轻人美丽的文学梦想。中学时代,他最爱看的报纸,首先是上海的《申报》,因为上面有鲁迅先生的杂文,其次是天津的《大公报》,因为这份报纸上有一个著名作家沈从文编辑的文艺副刊。1934年,《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上就登过他的一首白话诗《我决定了》。至于当时一些政客办的《益世报》《庸报》之类的报纸,他是不屑一顾的。他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
1936年春,这个23岁的年轻人在自家小土屋门前坐在柴草堆上,一边看书一边焦急地盼望着骑着自行车的投递员的到来,那样他就可以看到日思夜盼的《大公报》了。他是多么希望刚刚寄出的两篇稿件能变成带着油墨芳香的文字啊。在父亲的资助下,他终于在家乡订了一份《大公报》,并把看过的报纸副刊,悉数糊在墙上。在天气晴朗或刮风下雨不外出时,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反复阅读欣赏那些他所喜爱的文章。1982年,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以炉火纯青之笔、老辣清醇的文字写下《报纸的故乡》,让读者品味了他在穷乡僻壤的安平县东辽城村为筹三块大洋订阅一个月的《大公报》所经历的艰难与快乐,更让读者感受到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作家对好的文艺副刊是如何地热爱痴迷。
在很长的年月里,孙犁先生把编辑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甘为他人做嫁衣。若干年后,已经成名的从维熙评价说:“一张小小的《文艺周刊》,竟然献给文苑满天星斗。”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烽烟里,我父亲开始了他的作家之路、编辑之路。
1937年在《冀中导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鲁迅论》。1939年,分配在新成立的晋察冀通讯社,日常工作时做通讯指导,他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时要写七八十封。此外还编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调边区文协工作,开始编辑《山》《鼓》等刊物。《鼓》是《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从这里,父亲走上了副刊编辑之路。他曾编发过诗人田间,作家魏巍、梁斌等人的佳作。1942年,父亲调入《晋察冀日报》,正式编副刊,工作不到一年后又被调到华北联大高中班教国文。时间虽不长,但也是一次做副刊编辑的重要经历。1941年在参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后,他提议编辑出版了《纪念鲁迅先生特辑》。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单身步行回到久别的家乡,后在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间主编了《平原杂志》。
1949年1月初,父亲作为筹办《天津日报》的工作人员随军入城。进城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编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批小说和散文。父亲和他的战友、同人把《文艺周刊》当作一处苗圃来精心管理、默默耕耘,不遗余力地培养了大批天津、北京、河北等地的青年作者。为了扶植幼苗破土而出,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之鼓吹呐喊。《文艺周刊》扶持新人新作,培养了享誉文坛的刘绍棠、从维熙、阿凤等作家。父亲也与他们建立了“远方兄弟”般的情谊。
在很长的年月里,父亲把编辑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甘为他人做嫁衣,有明确、健康、一贯的文学理念;有甘做铺路石的宽广无私的胸襟;有认真负责、清正严肃的工作作风;有视作者如家人的真诚热情;有不断学习提高的文学修养;有勤谨用力,不张扬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若干年后,已经成名的从维熙评价说:“一张小小的《文艺周刊》,竟然献给文苑满天星斗。”
我父亲当编辑,与众不同,并不怎么给人“改”稿子,设身处地地理解作者敝帚自珍的心理。他视作者如同家人,视他们的稿件如同远方兄弟的信件,不削足适履,也不越俎代庖,更不因除草而错拔苗,尽量保持作品原貌。他甚至能做到即使删除一个字或添改一个字都反复斟酌,照顾文情,力求与作者文心相印。
从与这些文学青年文字之交开始,作为副刊编辑的孙犁先生就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与希望,他对他(她)们的培养与扶植是没有私心杂念不求回报的。
“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的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的。”陆续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十万字以上文学作品的刘绍棠先生曾这样感叹过。
“当我仅仅是文学青年,在我不认识也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接连为我的散文写了评论的是孙犁先生。我一生专门去拜见的作家是孙犁先生。而通信最多的也是孙犁先生。二十多年里孙犁先生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鼓励,给过批评。他以杰出的文学作品和清正的人格使我高山仰止,我也以能认识他而为荣幸。”在听到孙犁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后,屡获中外大奖的陕西著名作家贾平凹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在今年七月份,我在北京《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一书的首发会上见到了已经78岁的从维熙老先生,他在会上深情地回顾了文学启蒙老师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帮助。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和刘绍棠只见过孙犁同志一面,但从我的第一篇小说一直到出版两个短篇小说集,除一篇小说外,都是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后来我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得到7800元稿费。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我沦落到社会底层,每月只有一二十元工资,家里还有老小,就靠稿费生活,所以他于我除了文学还有恩泽,我一直视孙犁为父辈,并永远敬仰。”从维熙先生写的《文学的恩泽》一文(刊于《人民日报》副刊,2011年7月30日),也有这段话。
从与这些文学青年文字之交开始,作为副刊编辑的父亲就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与希望,这种感情与希望是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的,是以维护、珍视、捍卫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为基础的。他对他(她)们的培养与扶植是没有私心杂念不求回报的。正因如此,他被称为“纯粹的文学家”(著名文艺评论家沈金梅语),“纯粹、纯洁的文学家、编辑家”(从维熙语)。
父亲晚年曾作《尺泽集》,他愿心泉流出的澄明纯净没有污染的小小尺泽能滋润一片浅草几株小树,能为四时过路的春燕秋雁山羊野鹿解渴供饮。《文艺周刊》就是他心中的一块芳草地,寄托着他真诚、善良、美好的愿望。在当代文学界,孙犁培养了几位著名作家的说法比较流行。但父亲作为一位思想境界崇高的老作家、老编辑,总是谦虚地认为,刘绍棠、从维熙二人,当初人家的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重了一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
我父亲晚年呕心沥血、激浊扬清,用十几年的时间春种秋收,写下了十本小书,他执著地保持着对文学理念的神圣追求,不忘文学的崇高使命与作家的神圣职责,其中一些作品也是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父亲虽足不出户远避喧嚣,但他长期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天津日报》《今晚报》,以及《文汇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济南日报》等诸多报纸副刊保持联系。他的文章很适宜副刊,短小精悍,有特色,切中时弊,文史功力高深,受到广泛好评。投稿后,他总是在耕堂等待报纸的到来,急切的心情犹如几十年前。
前天,我作为嘉宾出席了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与天津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11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颁奖典礼,心情非常激动。我父亲以生命附丽于文学,一生追求的是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奖项的设立,能为推动党的新闻事业、造就编辑优秀人才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孙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春蚕展吐的奉献精神,清清淀水妙莲花的纯正品格,将激励着鼓舞着副刊工作者奋发向前,创造新的辉煌。
看到此次颁奖活动圆满成功,我很欣慰,谢谢主办方,谢谢所有促成关注帮助实施这项活动开展的有关领导、有关单位及全体工作人员。
此文参考了《寂寞中的愉悦》(金梅著),《平原文学论稿》(冉淮舟著),《阅读孙犁》(阎庆生著)。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