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令人棘手的是，由于小冬是外来农民工子女，无法落实帮教措施，因此也就无法判处缓刑，只能判处监禁刑。

　　考虑到监禁刑明显对小冬不公，且监狱里“交叉感染”的危险不能不防，为了拯救这个失足少年，詹红荔走入小冬父母暂住社区，四处联系社区内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老模范，请求他们做小冬的帮教人。

　　为找一位外出老专家，她六次登门才等到。不了解情况的老人问：“这孩子是您家亲戚？”詹红荔摇摇头。老人再问：“受人之托？”詹红荔还是摇头。老人有些不解：“那你这么上心，是为什么？”

　　詹红荔说：“这是一个农民工的孩子，父母离乡背井就是为了将孩子培养成人。我不忍心让他们的希望落空。请您尽一分力，给孩子一个新生机会。”

　　老专家被感动了。

　　终于，小冬在社区“五老”的监护与帮教下，度过了缓刑的日子。2009年，小冬顺利考上大学。

　　小冬的案例令人欣慰。但南平市政法委副书记吴发胜告诉记者，类似案例，詹红荔处理过很多。另外，考虑到失足少年就读难、就业难，不利于回归社会的客观现实，詹红荔不但积极推动建立少年犯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四处奔走，呼吁公安、检察机关依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分流疏导处理，能行政处罚的，不移送起诉；能附条件不起诉的，不移送审判。她的目的，就是力争让一时失足的孩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在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处理。

　　记者获悉，詹红荔“三三九不工作法”如今在南平已获得广泛认可，一个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的社会工作网络也已形成，成效明显：延平区少年犯罪案件，由建庭当年的57件，下降到去年18件；判处非监禁刑的680人中，重新犯罪率不到0.3%。

　　“‘案结’只是个逗号，‘事了’也仅是个分号，‘人和’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

　　詹红荔常说，少年犯罪案件牵动着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几代人甚至一个社会群体。身为少年庭法官，永远要在细节上比别人多想一点，在审理中多走一步，在法庭外多做一些。

　　延平区法院副院长何立琴告诉记者，“詹红荔办案总能宣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促使当事人坦诚相见，化干戈为玉帛，至今没有任何一件上访案件。”

　　从南平市人民医院院长董良瀚那里，记者听说了这么一桩事情，颇能展现詹红荔“案结事了人和”的办案功底。

　　2009年9月，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个因学生互殴被打成重伤的少年。医生们全力抢救，但没救过来。事后，有医生问：“垫付的6万多元医疗费怎么办？”董良瀚说：“家属不来闹事就不错了！”

　　不料几个月后，死者家属主动到医院结清了医疗费，原因是“案子办得很公正，赔偿也很到位。没了孩子不能昧了良心啊！”当时，家属还向医护人员深深鞠了一个躬。

　　这个案子是哪个法官办的？十分好奇的董良瀚一打听，才知道这个法官就是早有耳闻的詹红荔。董良瀚很是感慨：“难怪会这样！”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欧岩峰告诉记者，多年来，在詹红荔的努力下，像这样矛盾尖锐而以和解告终的案件有40多起。

　　延平区法院少年法庭法官林正河，2006年研究生毕业就和詹红荔一起工作，非常了解詹红荔的办案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么一桩案子。

　　2004年6月的一天，留守少年小沈的奶奶因水管供水与邻里发生纠纷。放学回家的小沈看到家被砸、奶奶倒在地上时，一怒之下持刀将邻居捅成重伤。詹红荔庭前调查时，他咆哮着喊道：“凭什么抓我？我出去后要砍死他！”

　　当时的詹红荔很严肃：“那我先告诉你，如果这样，你这一辈子都得呆在牢里！”

　　小沈怔了一下，安静了。

　　詹红荔温和地说：“你不是很爱奶奶吗？你忍心奶奶再也看不到你吗？”

　　小沈睁大眼睛问：“那你说我怎么办？”

　　詹红荔轻轻地把小沈拉了过来，坐在一起开始谈心。交谈中，詹红荔发现小沈并不是坏孩子，只因父母外出打工多年，缺少关爱的他把奶奶当作了自己的全部。案发当天，见奶奶被推倒在地，情急之下酿成大错。

　　开庭时，詹红荔专门请来小沈父母，让他们一桩桩地回忆艰难节俭的生活以及对小沈的思念和期望，还容许他们依次拥抱小沈。庭审时，气氛非常温馨，小沈认罪态度很好。

　　庭后，小沈父母积极筹钱赔偿，与伤者达成谅解。动员小沈父母返乡照顾、帮助被判缓刑的小沈成长之外，詹红荔还协助小沈父母在镇上开了家小建材店，解决了生活问题。此外，詹红荔还积极联系小沈家所在村委会，为小沈家和邻居分别装了一个供水管，彻底消除了纠纷隐患。

　　如今，小沈家的邻里关系和好如初。

　　当记者问及一个法官应该如何理解“案结、事了、人和”这个办案效果时，詹红荔说：“‘案结’只是个逗号，‘事了’也仅是个分号，‘人和’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

　　“未成年人犯罪可防可治。犯罪少一点，我们就安全一点。”

　　在南平采访期间，记者发现詹红荔“不仅仅是一个好法官，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名参与者和推动者”。

　　类似的话，延平区紫云街道文体社区服务站的党总支书记黄惠斌说过，南平三中政教处副主任马晓颖也说过。

　　记者得知，工作中，面对越来越多的低龄化犯罪现象，家长揪心、老师担心、社会关心的局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远离犯罪，詹红荔主动走出法庭，走进学校，深入社区、家庭，努力打造一种重在激励、引导、互动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体系。

　　南平一所职业学校，一段时间风气不是很好，打架、偷盗、敲诈事件屡屡发生，3名学生受到刑事处罚，综治办严厉“黄牌警告”。

　　詹红荔获悉此事后，主动前往该校担任法制辅导员。不久，詹红荔即和学校联手建立了“法制教育基地”，带领新生少年现身说法，举办“青少年模拟法庭大赛”，制作“流动式法制宣传展板”，推出了“互动式法制教育”、“心理辅导”等法制教育课堂。

　　一次次别开生面的法制教育活动，悄悄地净化着学校的空气。仅一年，学校“黄帽”即被摘除。

　　延平区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徐红燕告诉记者，工作中，为了更好地与青少年沟通，詹红荔不但大量涉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知识，还开通了“青少年维权热线”、“QQ在线”，不断为青少年释疑解惑。几年来，她的足迹几乎遍及延平区城区和城郊20余所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受教学生达2.3万人。现在，延平区近3年在校生犯罪数量仅有13人，同比下降60%。

　　记者采访得知，为了让失足少年尽快回归社会，詹红荔还积极与社会各界联动，创立了一条爱心接力帮教工作新机制，目前为止已经帮315名失足少年重返课堂，为75人找到工作。

　　为了照顾孩子的自尊，詹红荔从不把回归社会的少年称为少年犯，而是亲切称他们为“新生少年”。她为此特意组建“新生少年服务队”，经常带他们开展公益活动，努力让他们在传承爱心、关心他人、回馈社会中，学会感恩，体会责任，看到自身价值。

　　今年年初，詹红荔把近两年来获得的各种奖金全部拿了出来，建立了“失足少年救助基金”，力求为无家可归、没有收入来源的少年求学、返乡提供帮助。

　　当记者问及她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些“分外”工作时，詹红荔很“功利”地回答：“未成年人犯罪可防可治。犯罪少一点，我们就安全一点。”

　　对詹红荔的种种工作，南平市看守所的所长黄苑锋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9年前，詹红荔第一次到看守所开展庭前调查工作时，刚刚从巡警岗位调到看守所的黄苑锋接待了她。今天，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这样告诉记者：“詹红荔每月都会定期、不定期地来看守所，少年犯们都在等着盼着。如果有一百个、一千个詹红荔这样的法官，全国的少年犯罪一定会降下来，全国人民都会感到安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