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朱仙镇，也是一次国际性年画的研讨会上，中国民协把木版年画普查作为龙头项目，开启了历史上空前的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地毯式普查。那是个寒冷的初冬，在中原腹地我们燃起了一代文化人对祖国文明的炽烈激情。”“硕果如花”十年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落幕后，记者再次走访了冯骥才。

　　“非遗”进入政府保护视线

　　整整十年，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完成了木版年画这项中国重大文化与艺术遗产的全面普查、记录与整理。组织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协助政府，将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遗存，一项项整理好，送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进入文化部国家非遗名录的有1200多项。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和县级名录，至少有四五千项。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非遗’，都进入了政府保护的视野。”

　　“在基本完成了‘非遗’抢救和认定工作之后，我们就大功告成，不再管它何去何从了吗？当然不是。应该说，我们进入了‘非遗后’的时代，即完成了‘非遗’认定之后的时代。”冯骥才说，在这个时代，政府方面的责任是很明确的，“凡是认定‘非遗’的都是国家财富，都在政府保护职责范围之内。政府保护的依据是今年全国人大颁布的《非遗法》”。

　　专家学者参与“非遗”保护

　　政府保护是前提，作为专家学者知识界又要做什么呢？“我提出四个方面的工作供大家思考。一是科学保护，二是广泛传播，三是利用弘扬，四是学术研究。”

　　冯骥才认为，科学保护需要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政府虽是遗产保护的责任人，但政府怎么知道保护什么和怎么保护呢？这便需要我们提供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没有具体的保护范围、标准和方法，保护工作就会陷入茫然乃至落空。这便是科学保护根本意义之所在，我们要帮助政府做好这些事。”

　　冯骥才说，“非遗”的最高价值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命。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使这些重要而美丽的遗产得到广泛的共识和共享，广泛传播也是重要工作。“再有，便是利用与弘扬。这个工作便是怎样将遗产中的精华与当代生活和文化融合起来。延续历史脉络，充实当代文化。”

　　“最后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专业上来，就是学术研究。‘非遗’是个时代性的新概念，在这个领域里，理论大大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田野。比如，我们所说的‘非遗’并不等同于民间文化。再比如年画调查，过去的调查基本是艺术调查，但作为‘非遗’就远远不是艺术调查了，而是文化调查，甚至还要包括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理论与学术的建设是逼到我们面前的工作，没有理论便会陷入盲目或乱无头绪。”

　　“非遗后”时代已经到来

　　冯骥才说，经过民间工作者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一个新的时代——“非遗后”时代已经到来。 “我们是从‘非遗前’时代走进‘非遗后’时代的。我们要带着往日的责任与激情，在新的时期努力使传统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大的魅力与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