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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夏在接受采访本报记者王晓明摄
88岁历史学教授来新夏谈读书的目的“淑世”和“润身”
88岁的来新夏先生不喜欢“悦读”。“非要把‘阅读’改成‘悦读’,我认为是病态的。阅读就是阅读,为什么要说成‘喜悦地读’,读到好书本应有喜悦的心态,但不是劝不喜欢读书的来读书,不是为了讨谁喜欢而读书。”老先生在他的书房里对我们说。
“读书的两大目的就是淑世和润身。淑世就是对社会有所功用,要帮助对社会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润身就是培养自己的素质。有人认为读书就是为了找乐儿,其实真正的读书是个苦差事,本身找不到乐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则载于《淮南子》的古训,老人一生引以为案头之训。
来新夏小传
祖籍浙江,幼年随家人迁至天津,求学于北京辅仁大学。1950年至今,历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校务委员、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研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著名学者。编著有《北洋军阀史》《书目答问汇补》《方志学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其于学问之外,还有大量的散文随笔著作。1958年创作的京剧《火烧望海楼》由历慧良主演,曾数月上座不衰。
-与北洋军阀结“不解之缘”
无论在辅仁大学读书的岁月,还是跟范文澜先生治史的日子,直至到南开大学著书育人,来新夏手不释卷。
老先生的家在南大北村一幢普通居民楼里。入冬的第一场薄雨后,我们踏着积水和落叶寻径前来拜望。推门而入,我们几乎辨不出房间的功用。两间稍大的屋子里、过道里,摆满了书架。
在书的海洋里,他是一个勤奋的好渔夫。
来老早年求学于北京辅仁大学,这是一所德国教会学校。日军侵华期间,北京高校纷纷沦陷,辅仁因其德国背景得以保持宁静,故当时未南迁的学者几乎云集辅仁。年轻的来新夏得到陈垣、余嘉锡、张星烺,以及启功等饱学鸿儒的言传身教,如沐春风。至今,辅仁严谨的学风,仍令老人称道。他向我们回忆这些学界星宿。“陈垣先生是‘二陈’之一,与陈寅恪齐名,当时是辅仁的校长。余嘉锡先生是位旧知识分子,当时任国文系主任,由于允许跨系选课,我当时选修了余先生的《目录学》课程。张星烺先生是中西交通史方面的专家,学化学出身,后来生病,病中将家中所有文史藏书读了一遍,所以转了专业。启功就是现代人比较熟悉的文史大家了……”
来老治中国近现代史用力最勤。解放后,他追随范文澜先生参与整理北洋军阀原始档案,从百余麻袋杂乱无章、积尘甚厚令人窒息的藏档中,条分缕析出历史的真相。从此与“北洋军阀”结下“不解之缘”。“最初写《北洋军阀史》有过顾虑,因为人家说军阀史是黑暗、恶人的历史。但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没有恶哪有善?”老先生开始给我们上课,“以前一说到北洋军阀政府就全盘否定,其实不然。北洋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它最大的功绩是改革了中国的旧军制。这些新军是清政府建立起来的,也是推翻满清的中坚力量。另外说北洋军阀连年混战,百姓遭殃,但这也促成了各派系之间的消磨,使后来的统一变得轻而易举……”
谈到为何选择学历史,来老说自己记忆力特别好,打小记人名字就很快,这是学历史的必要条件。后来到“文革”时,来老因研究“坏人的历史”遭批斗、下放,很多书稿丢失了,但他觉得只要人在,书稿、资料都能恢复。
-表达历史应通俗不能庸俗
对于目前一些类似“戏说”的历史读物,来老表示,历史应该通俗,但不能庸俗。“历史要通俗地表达,不能庸俗地歪曲。迎合人们的需要,这不叫历史,这叫媚俗。”他打了一个比方,“对历史的所谓戏说,就像食品里的添加剂,有些是无害的,而有些则是有害的。”
遇到好书,怎么读法?来老的回答很干脆——把薄书读厚了,把厚书读薄了,“一本著作,多多少少都会有水分。因为如果没有水分,就像沙子水泥一样,粘不到一起。书也一样,起承转合之间总有些无用的话。取其精华,把书读薄一点儿,就是收获。”“另外,读书要勤,不要以没时间为借口。”老先生说,“读书要有韧性,不能一时兴起、一时兴落;要勤于记录,不要仗着年轻全凭脑子记。积累久了也是一笔财富,过40岁之后就会感觉到笔记的妙处了。”
年到米寿的来新夏至今笔耕不辍,他向我们了展示中华书局出版的两部近作《书目答问汇补》《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就在前不久,他刚完成了一部关于清史的200万字的庞大课题。“除了腿脚不太矫健之外没有其他毛病,还能做很多事情。”他说,现在的生活就是会客和工作,“现在都是有人出书,请我给写序、写评,给外面写写文章,留给自己研究的时间还是太少。”
来老每天都要用电脑写东西,“我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未雨绸缪,怕自己上岁数后手会抖,无法写字,就赶紧学电脑。现在,手再抖,也能操作键盘。”但老先生还不忘提醒,年轻人读书不要机读,最好能读原著,“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靠谱,多数都经过别人的筛选,有时候错误连篇,以讹传讹,谬论结果成了真理。所以我不反对在网上写文章,但写完了一定要核对。应该有这么点儿严谨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