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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当今中国主流道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我们借此审视、辨识主流与支流,区别现象与本质,分清主观与真实,就会形成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社会道德基础是坚固的、是非标准是分明的、主流道德是向上的。
意识形态的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实践,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思想。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蕴含着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道德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
道德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产生于人类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成果早已惠及13亿人口,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道德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先是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内涵。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也决定了中国当代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和最基本的道德形态。评价中国社会主流道德,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价值取向,更无法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无须证明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催生并涵养了中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主流道德的蓬勃生长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
新媒体对负面信息的偏好和放大,造成了公众的极端感受和道德焦虑
社会转型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趋势。当今中国正处于最为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其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这一深刻社会转型,赋予人们更为广泛的社会道德价值选择空间,给予人们道德行为选择前所未有的意志自由。
对于中国这个不甚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而言,道德失范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衍生品,是利益链条的附着物。但较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现象是我们必然付出的成本之一。随着法律制度的日趋完善、调节机制的不断成熟、监督措施的逐步到位,市场经济就会生成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道德规范,道德失范的现象自然会逐渐减少。
经济领域的道德失范,非中国独有。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与中国处于相近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皆难避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20世纪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动荡时期的道德危机,疾呼“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对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也要部分归因于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弊端的猛烈批判。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制度无关。
近年来大量涌现的道德模范,正是植根于全社会深厚的道德土壤
网络论坛、交友社区、微博、手机短信……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产生深刻变革。当人人握有麦克风,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传统的舆论场就被颠覆,公众接收的可能不再是新闻,而只是价值混乱的信息。
当前阶段,受生存发展激烈竞争影响和外部经济利益驱动干扰,新媒体偏好负面消息,热衷炒作,追求耸人听闻,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人肉搜索、各种各样的“门”,你方唱罢我登场。久之,似乎这些就是主流,人人皆是如此。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新媒体具备互动和反馈的功能。人们在接受庞杂信息的同时,来不及筛选过滤,就已经被裹挟其中,同声应和,从众而云,慢慢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道德失范的个案视为社会的普遍状态。
其实,普通百姓每天都在作出大量的道德行为,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美德都体现在不为人知的细节里。只不过主流道德行为构不成新闻,不为媒体所传播,被湮没在负面的信息里。这些看似普通的道德行为,恰恰是中国社会道德大厦的坚实根基,就像空气一样,平常得无法感知,却又须臾不可缺失。
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
灾难,是对一个民族道德的砥砺,更是对一个社会道德的度量。
且看中华儿女在关键时刻用善行义举标定的道德的高度——汶川地震,痛失亲人的县长从废墟中爬起冲向救灾一线,拾荒老人把零钱换成百元钞票颤巍巍地塞进募捐箱。舟曲泥石流,武警战士王伟舍弃自己的4位亲人救出23位素不相识的群众,巡诊的护士吴苹将7个月大的藏族孤儿抱在怀里轻抚哺乳。玉树地震,第三小学的60名老师徒手挖开废墟,救出12名被埋的学生,膝盖破了,指甲断了,废墟上留下一道道血印。甬温铁路事故,22岁的贵州打工小伙孙华6进车厢拉回7条生命,满身血污,遍体伤痕。近千名温州市民午夜自发献血,排队的长龙阻塞了交通。
从汶川到舟曲,从玉树到温州,一声声心痛泪热的祈福,一幅幅震魂撼魄的画面,一次次生命重生的奇迹,是中国社会厚积薄发的“道德井喷”,是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书写的“道德答卷”。
志愿者,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新名词。志愿者精神,反映的正是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每逢重大事件,都有动辄上百万的志愿者热情参与,让西方媒体感到“不可思议”。80后、90后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又具有崭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已经成长为中国道德大树的茁壮枝干。
一个公众捐款可以超过百亿元的国家,一个因排队献血人数太多导致交通阻塞的社会,一个为同胞的遭遇同歌共泣的民族,其主流道德的高度,必当仰视。
在突发灾难和重大事件面前,中华民族彰显了喷薄的道德力量和良好的道德风貌
每个社会都需要模范,每个民族都渴望英雄。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道德楷模不断涌现。孟泰、王进喜、雷锋、孔繁森、李素丽、郭明义,一代又一代的模范人物,塑造着中华民族的道德坐标,刷新了不同时代的精神高度。
党的十六大以来,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先进人物,这些道德模范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已进行了三届,共吸引了2.87亿人的广泛参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投身道德建设的热情。他们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感动和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
道德模范不是孤立出现的,更不会绝缘于社会,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植根于脚下广袤的道德土壤。与以往相比,近些年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大多是来自基层的“平民英雄”,他们的行为都是普通百姓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善行义举”。他们不断标高社会主流道德,同时也被主流道德所涵养。“当代雷锋”郭明义与他微博上的300多万粉丝,正是道德模范与道德主流关系的生动说明。
对道德失范行为的关注与抨击,恰恰证明了公众道德需求的增强和道德标准的提高
麻木比冲动更可悲。当年,鲁迅先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一个社会的道德缺失,有道德失范行为不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对此的冷漠和麻木。面对各种道德问题,没有同情与支持,也没有愤怒与批判,人们似乎失去道德的判断,也不再有道德的需求。
20年前,青岛,一位农民工挤上公交车,被一位大学教授呵斥:“你这么脏,滚下去!”这条新闻当时少有人关注,那位教授当然也没有被“人肉搜索”。今天,福州,一位衣服汗透、裤脚有泥的农民工上公交车后,面对空座,却选择坐在地上,以免弄脏坐椅。视频传到网上,围观跟帖者超过10万,“农民工兄弟,你也是城市的主人”的隔空喊话令人感动。两者对比,凸显了社会道德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国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网络是公众进行道德围观和道德谴责的主要阵地,每一起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被披露之后,网民潮水般的评论、声讨甚至“人肉搜索”都会随之而起。虽然这些意见中不乏以偏概全的误解,或有非理性的言辞,冲动的污辱谩骂,甚至还有违反法律的过激行为,但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公众观点的倾向性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的道德是非标准是明确的,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是一致的。
印证这一观点的另一证据则在于,在对丑行恶德深恶痛绝的同时,网民对“最美妈妈”、“最美护士”、“最美环卫工人”这些美好的人与事同样不吝言辞大加赞美、倾力热捧。
每一起不道德行为,都像一面镜子,正面是丑恶,背面是良知。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关注与批评,也是一个公民道德自省和道德修正的过程,这种道德的陶冶,不亦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