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又因为什么事，他们两个找到你？

　　谭磊山：他又要一笔钱，他讲国家和海外全部都拉开了，台湾国民党的代表也过来了，在谈祖国统一的事了。

　　记者：当时听到高兴吗？

　　谭磊山：当时听了是高兴，马上就可以兑现，他讲，奖金是按照两千三百万的奖金嘛，它是一千三百万、两千三百万、三千三百万嘛。

　　记者：二等奖？

　　谭磊山：我是拿二等奖，二等奖现在只要把债务处理了就可以了，把债务还清了就可以了。

　　解说：谭磊山回归的时候，程会权告诉他“民族大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陈玉珍已经开始跟政府接触，而且给出的回报与几年前相比已经好了很多，谭磊山心里也打着小算盘，计算着事成之后的收益。但是，找钱还是他的主要工作，因为山上老太婆陈玉珍的信中明确告诉他“民族大业”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否则前功尽弃。

　　记者：为什么他们两个不去找这个钱呢？

　　谭磊山：而你去找，他找不到啊。

　　记者：为什么要了这么多钱，还需要不断要钱？

　　谭磊山：已经到最后收尾了。

　　解说：为了找钱，谭磊山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2007年，在北京开工厂的好友张谦进入到他的视野。

　　张谦(私营业主)：他就说做一些事情，几天就倒过来，像倒一下钱用。

　　记者：管你借多少钱？

　　张谦：当时借的是80万，最后自己借的高利贷，拿厂房抵押的。

　　记者：能不能还？靠不靠谱？

　　张谦：但是一个月以后就没信了，所以那边就追我，所以我就拼命的给还高利贷利息。

　　解说：借到钱后，谭磊山很快就消失了，从这一刻起，谭磊山也完成了从受害者到行骗者的角色转变，而被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张谦，只能在人海中拼命寻找谭磊山。

　　张谦：天天打电话，有时候打不通，有时候隔几个月给你发个信息，就一直拖拖到2009年，2009年才见了一面。

　　记者：见面之后呢？

　　张谦：假如说4月份见他，说6月份把钱差不多就给你，等到6月份、7月份实现不了，再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又说到8月份9月份，就老是倒时间走。

　　解说：这次见面后不久，谭磊山和他的承诺一起再次消失在张谦的视野里，高利贷的高额利息只能由他自己想办法扛。

　　张谦：最后弄得我成了二百多万高利贷，就这么来回，它是利滚利。

　　记者：始终还不上。

　　张谦：还不上。

　　解说：利用“民族大业”的名义骗来的钱来得容易去得更快，程会权在花钱上从来都是大手笔，从福建人那里骗来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

　　记者：一千多万也不是个小数了，你都怎么花的？

　　程会权：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女人，我给她买了一套房子，最后买了一台车，我那个侄儿说新款的奥迪好些，我就换，我用了一千一百万左右。其余的就在刘瑞成那里，他怎么花的，我就不清楚这个事情，反正每次拿钱他都要扣一些。

　　解说：每到一笔钱，刘瑞成总会从中扣掉一些，在这一点上程会权和刘瑞成都心知肚明，这也是他们合作多年的一种默契。

　　记者：有了钱就开始买车、买房、养女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

　　程会权：想过，来得太容易了，如果我不是买了车和房子，我的钱也会花出去，谁都用得到我的钱，没办法别人也骗了我很多钱走了。

　　解说：内心深处的恐惧没有挡住程会权继续敛财的脚步，现在看来并不高明的骗术，在面对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时却十分有效，过着舒适生活的程会权在广东结识了陈烈辉，在陈烈辉公司的一次偶遇让程会全多了一个骗钱的新想法。

　　陈烈辉：我以前认识那个王晓军他们，他刚好开一个“军牌车”过来，他就看到这个牌，他问我能不能搞，我说这个不清楚，我帮你问一下，然后就搞这个牌了。

　　解说：陈烈辉所说的王晓军真名叫罗似海，并谎称自己是武警部队的少校可以办理各种“军警车牌”。

　　罗似海(犯罪嫌疑人)：就是在路边办假证的那个，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有没有那个(假军)牌，他说有。

　　记者：多少钱？

　　罗似海：五六百块钱。

　　记者：后来你给他是多少钱？

　　罗似海：第一副是六万五。

　　解说：通过路边小广告花五六百块钱买来的假车牌，罗似海最后要了六万五千元，程会权肯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假军牌和假军官证其实另有目的。

　　记者：为了骗人家更方便？

　　程会权：我看那些有很多老板，老板的子女都开这个军车，深圳那些。

　　记者：开着这辆带军牌的卡宴？

　　程会权：武警牌照。

　　记者：武警牌照的卡宴有什么感觉？

　　程会权：没什么感觉，就是过路不收费，也是没有什么，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还是比较遵守交通规则。

　　解说：办好警用车牌后不久，福建方面要求兑现当时的承诺，否则将起诉程会权。情急之下，刘瑞成想出了一个安抚的办法，和程会权一起将假军车开到福建，安抚福建的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