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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卿简历】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成员,WTO PGE(常设专家组)成员。
1982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法专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工作。
1986年获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国际法硕士学位。
1987年回国后一直就职于商务部条法司。曾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参与了中国复关和加入WTO谈判。
□本报记者张维
他被龙永图誉为“中国首席WTO法律专家”。
他是中国“复关”和“加入WTO”谈判中的主要代表。
他是首次入选WTO专家组的3位中国人之一,并“审理”过WTO贸易争端案件。
他就是曾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张玉卿。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张玉卿就一直参与中国的“复关”与“入世”工作,直至谈判最后完成。在中国政府里,像他这样能够参与中国“复关”和“入世”全程的幸运儿并不多。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他的工作重心就一直在WTO领域,包括参与谈判、清理国内的法律法规、参与国内立法、参与WTO案件的争端解决。
中外两个法学硕士学位
在位于北京广渠门外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星期天仍在忙碌的张玉卿。真挚的问候,爽朗的笑声,让人瞬间忘记了眼前这位法学前辈是个“大人物”。
这是张玉卿退休后开办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书桌上有一本摊开的《鹿特丹规则》,书架上是一摞摞只能以厚度计算的卷宗资料。记者注意到,涉及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WTO等领域的外文书籍,占据了书橱的大部分空间。
谙熟国际贸易法律、精通外语,对张玉卿来说,着实经历了艰苦的求学过程。
1972年,来自北京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有着7年工龄的张玉卿进入北京外贸学院,成为200人规模干部培训班中的一员。
1979年,在北京外贸学院招收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名单里,又出现了张玉卿的名字。他是当年法律专业4位硕士研究生中的一位。那年考研,他还差几个月就满35岁——研究生报考的临界点,而他终于如愿赶上了末班车。
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的张玉卿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条法司。彼时,高学历的法律人才可谓寥若晨星,他有幸成为新时期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
但他的求学之路并未就此终止。1985年,他来到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开始攻读第二个法学硕士学位,方向是国际法。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辛苦和成绩都令他难以忘却。有人这样比喻张玉卿的求学之路:他到中午才吃到早餐。
毕业时,曾有华盛顿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挖”他,开出数千美金月薪的价码,但他拒绝了,他希望学成归来后效力于自己的祖国。
参与复关入世谈判
在外经贸部(后来的商务部)条法司工作的20多年间,张玉卿主笔了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请示报告,曾长期参与中国第一部《对外贸易法》的制定。随着中国加入WTO,他又率领条法司起草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带头起草和设计了中国贸易救济的“两反一保”法规和管理机构。他的日常工作还包括:参与或负责缔结双边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谈判,率团参加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对有关国际贸易条约、公约的起草、制定等。
而让他的名字开始成为某种标志的是他所参与的“复关”和加入WTO谈判及其后与WTO发生的种种关联。自1986年起,他陆续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
这种外人看似风光的工作,带给他的不是享受。“每天都在紧张地谈判、查资料、看书、讨论问题、落实指示。”张玉卿说,累,算不了什么,难以承受的是舆论的压力。“你可以随时听到某某产业无法经受外国商品冲击的言论,更加极端的说法是中国加入WTO就是引狼入室。还有的说如果加入WTO,国企就会垮掉,会造成大量失业。”
如今,十年过去了,中国日益走强的贸易实力回答了那些质疑。除了一系列看得见的高速增长的数据外,“WTO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制度,使中国改进、提升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使中国改进了利用外资的法律制度,使中国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十年后,张玉卿终于露出轻松的微笑。
在WTO当“法官”
2004年年初,已经退休离开商务部的张玉卿重登WTO大舞台。WTO争端解决机构(DSB)2月17日召开例会,通过了中国提名的3名专家组成员候选人名单。依据WTO有关规定,这3名由中国推荐的专家将进入WTO专家组成员的指示性名单,供WTO成员选择专家组成员时参考。中国专家入选WTO专家名单尚属首次,这3名专家分别是张玉卿、曾令良和朱榄叶。
在获悉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批准其加入专家组的消息时,张玉卿并没有太多的惊喜和意外。“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仅两年有余,但中国专家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专家组的时机已经十分成熟。能进入世贸专家组,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誉,更是中国充分参与世贸组织事务的必然。”此刻他想得更多的是,希望成为某些案件的专家组成员,以积累更多解决贸易争端的实战经验,并利用这第一手资料和案例,为中国的相关部门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服务。
机会来了。2008年6月15日,WTO总干事拉米,在提交给欧盟香蕉体制案争端双方的一份通讯中,指定张玉卿替代原审理成员Stuart Harbinson,与另外两位专家Christian Haberli和Kym Anderson,继续审理厄瓜多尔和美国分别诉欧盟履行WTO裁决的申诉。
受命后,张玉卿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不用谁来给我做工作,自己就迫切地想要做好。因为我不仅仅是代表自己,还代表中国人的形象。能够站在WTO的高度去裁判案件,这让我有一种本能的使命感。”那段时间,他每天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没做完事情都睡不着觉。要阅读浩如烟海的案卷资料,要思考怎么组织自己的思路,怎样表达。“我认为该表态就要表态。”
张玉卿的表现得到了当时的专家组主席Christian Haberli的称赞,他用“brilliant”(杰出的、出色的)来形容张玉卿的工作。张玉卿所在专家组的裁判结论在被欧盟上诉后,仍获得了上诉机构的肯定和支持。而欧盟,也在败诉后弃用了过去的体制,重新与相关国家签订和解协定。
张玉卿也从这个经历中受益匪浅。“通过和WTO秘书处及专家组成员的接触、交流意见和看法,自己的思维模式得到了验证与锻炼,看问题的视角进一步拓宽。”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张玉卿目前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研究国际规则上,他的心愿是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加入更多的国际条约、公约或协定,因为这些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就如当年我们加入WTO给中国带来赞誉,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一样,更多地接受国际规则,融入国际社会,对中国是件好事,可以推动国内的改革开放”。他提醒,中国加入WTO后的第二个10年可能更为关键、更富挑战,因为中国人很可能会放松对WTO规则的认识与实施,外国人却会更加挑剔。更好地掌握、履行WTO规则,将其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经贸管理之中,是当下政府机构和大中型企业都必须要考虑的课题。他还建议高校应进一步重视对WTO理念和规则的传授,使其成为一门基本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