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接触杂文，是中学课本上鲁迅先生的文章。不过那时正赶上“文革”，学校都不正经上课，鲁迅的文字，多少有点拗口，老师稀里糊涂地教，学生稀里糊涂地学，生字都没认全，课程就过去了——反正也不考试，学校的主要事务是学工，学农，对于我们黑龙江兵团的学校而言，就是农忙时节帮连队干活。所以，即使像我这样公认爱读书的人，对课本上的杂文，也不甚了了。

　　真正喜欢上杂文，是“文革”末期。农场里爱看书的人多了起来，各有各的圈子，在圈子里传看各种禁书，小说居多，但也有散文，诗歌和杂文。这时，我有机会看到了鲁迅的单行本。先是看小说，然后杂文。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杂文，圈子里流传的书少，逮着什么看什么。活了十几岁，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也算有了点社会阅历，对于鲁迅杂文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很是入眼。正好这时我负责给学校出板报，看到鲁迅，心痒手痒，试着写几篇登到板报上。学生倒是欢迎，校领导不高兴了，于是只好收手。

　　“文革”末期，兵团的知青中，流行打架，比谁会打，流行下棋，到处找人下，比试看谁博学，看谁读的古书多，谁看的外国小说多，谁的成语典故多，还有一项是比谁知道的鲁迅文字多。当年我在我们那一带，已经有了点读书的名气，因此，经常有知青前来比试，扬言掐尖。我的运气好，几乎每次都让挑战者铩羽而归，这其中，鲁迅的功劳最大，因为他在很多杂文中用了好些典故，我能反复看，连带着把典故也弄明白了点。虽然是一知半解，但蒙知青足够了。

　　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再后来，做了所谓的学者。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都认为学者是不能写别的文字的，否则就是不务正业。我当然也不能免俗，所以，有好长时间，一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做学者，在故纸堆里吃灰，乐在其中。

　　我再次跟杂文结缘，是因为大学在上个世纪末，突然开始变糟了。教学和科研环境，在官僚挟带金钱的操弄下，变得乌烟瘴气。身在其中的我，气愤难消，不知不觉中，嘴上的牢骚发多了，就会写在纸上。正好那一阵我写学术文化随笔有了点小名气，好些报刊约我写专栏，写来写去，我的随笔也有了怨气。于是有报人就建议，干脆你写时评算了，想骂就直截了当地骂。

　　这个主意很好，于是我在教书之余，写随笔，随笔之余写时评。有些时评或者随笔，过于金刚怒目了，人们就管它们叫杂文。渐渐的，杂文是越来越多，几个杂文选刊，都在选，而且好些编杂文的高手，年末也都选我的杂文。于是，在杂文圈子里，我就成了杂文家了。成名成家，人之所愿，但做成一个杂文家，对一个学者而言，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好些人口中不说，眼睛里却含着讽刺。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太明白什么是杂文。我只是在写，写出来的东西，人家说是杂文，就是杂文了。至于我，无非是写点东西，表达一种声音，发泄一种情感，只要表达出来，发泄出来，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