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华

　　电影剧本，好比生产电影的土壤。好的电影出不来，主要原因是电影剧本质量低。张艺谋曾说：“我的电影的问题，其实都是剧本的问题。”《三枪拍案惊奇》、《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这些不太成功的作品，都来自内容苍白的剧本。而他被人称道的影片，均改编自优秀的文学作品：《红高粱》、《活着》、《菊豆》、《秋菊打官司》……

　　文学始终走在电影的前面。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春天也成就了中国电影的辉煌：《一个和八个》改编自郭小川的长诗；《黄土地》改编自柯蓝的散文；《红衣少女》改编自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天云山传奇》改编自鲁彦周的同名小说……但90年代后，适宜改编的当代文学作品不多，又缺乏一支过得硬的电影剧作家队伍，大量的影片胡编乱造。没有好的故事，我们的导演能否将目光转向文学名著的改编呢？

　　改编文学名著，过去是国产影片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夏衍改编的《祝福》、《林家铺子》，陈西禾改变的《家》，谢铁骊改编的《早春二月》，使新中国的电影艺术接近国际水平。《烈火中永生》、《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暴风骤雨》，这些改编自当代文学名著的影片，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更加丰富多彩。《春桃》、《边城》、《骆驼祥子》、《伤逝》、《包氏父子》、《原野》……看电影不如读小说过瘾。可读过小说，再看了改编的电影，即使过了许多年，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段落仍鲜活如昨。

　　在世界电影史上，改编文学名著是一个传统。2011年，英国的新版《简爱》上映。即将开拍的《悲惨世界》，曾经19次被搬上银幕。我是通过电影，走进外国文学的宝库。《王子复仇记》、《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基督山伯爵》、《简爱》、《苔丝》、《雾都孤儿》、《傲慢与偏见》……好些台词还能背得出。比如：“你以为我穷，不漂亮，就没有感情吗？”……

　　与西方的文学改编影片相比，中国的名著改编留给导演的再创造空间似乎不大。每一部名著的改编，都会产生争议。王全安的《白鹿原》拍摄完成近一年，还在修改中。第48届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说：“我对改编有很大的戒心，尤其是很优秀的作品。你如果拍得很像，人们会说，你拍得很像，但没有原著好。你另外想个办法来拍，人家又说不是那个东西，所以特别难。老是跟原作比较，头都晕了。所以没事就不要去改编好的文艺作品。”

　　改编名著是否要以忠实原著为基本准则？看看那些改编的经典之作，都有它独立的价值。夏衍在改编茅盾的《林家铺子》时，不仅把桥头陈老七改为林老板的债户，增加了“望仙桥上”林老板向陈老七“索债”的一场戏，而且还创造了“夺回小百货”这个崭新的情节。陈西禾编导的影片《家》，1956年初映时，批评声音很多。认为这部戏拍得太素淡，不够浓烈。巴金也认为：“影片只叙述了故事，却没有多少打动人的戏”。1980年，影片《家》复映，却赢得了热烈的赞赏，观众觉得它真实地恰如其分地再现了20世纪初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影片的独立价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改编过《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名著的导演凌子风说得好：“改编是‘原著+我’，即电影既是人家的，也是自己的。根据小说改编成的电影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而不是图解原作的连环画”。

　　中国文学史上很多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没有被搬上银幕，一些优秀的作品，还鲜为人知。给名著改编创造更为宽松的空间，鼓励导演们把更多的文学名著搬上银幕，用文学滋养电影。只有来自于优秀文学的电影，才有可能拍出真正的“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