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日前，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院士当选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抗癌组织“亚太抗癌联盟”主席，同时天津获得被冠以“肿瘤学界的亚运会”之称的“亚太抗癌大会(APCC)”的2013年举办权。得知此消息，记者第一时间向郝院士发出专访邀请，新年初郝院士应约和记者面对面，在访谈中他指出当前我国肿瘤诊疗水平技术上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但是早期癌症发现率的不足，造成了国内肿瘤治愈率及5年生存率与国外的差距。郝院士还详解了30年来本市癌症结构的变迁，并指出老龄化是本市肿瘤发病率上升的最主要因素。

　　1981年到2000年

　　5年生存率提高八成

　　肿瘤的发病不分年龄，但高发人群集中在55-75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因此肿瘤总发病率高低和社会的老龄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分析天津市20年的数据发现，1981年到2000年，天津市恶性肿瘤发病率从176.94/10万增加到244.99/10万；人口平均年龄与恶性肿瘤趋势变化趋同。人口平均年龄每增加1岁，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约11.44/10万。如果把年龄因素抛开的话，实际上天津市的肿瘤发病率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增长，去除年龄因素来看，死亡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这也反映了随着肿瘤防治水平的提高，肿瘤的防治情况在不断改善。1981年到2000年天津市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提高了80%。

　　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呈上升趋势，首要原因就是烟草的消费水平一直居高不下。目前我们政府推进的公共场合禁烟落实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吸烟的比例在上升。再一个就是空气质量，如目前市民普遍关注的PM2.5，对于肺癌等相关肿瘤的发病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肿瘤发病率降低。同时饮食结构的变化，特别是高蛋白类食物摄入的增加，像谷物等粗粮的摄入减少，乳腺癌、大肠癌的发病率提高和这些密切相关。但客观上老龄化是肿瘤发病率提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尽管癌症发病率不断增高，如果我们在降低吸烟率、改善饮食结构等问题上得到完善的话，可以使我们目前的肿瘤发病率进一步降低。

　　记者：您从事肿瘤方面的研究这么多年，作为国内肿瘤学界的泰斗，回顾过往，您个人目前最大感悟是什么？

　　郝希山院士：我1970年从医学院毕业，“德高医粹、尚新至善”在我提出后最终成为肿瘤医院现今的院训，这也是我从医40多年的深刻感悟。作为一名医生，必须仁心爱人、道德高尚，医术上应精益求精。肿瘤是一个复杂且难治的疾病，作为一名肿瘤医生，还必须有“尚新至善”的精神，你必须时时刻刻向其他人、向社会、向国内外的专家学习，特别要不断从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深入研究。

　　将邀国外专家为中国的癌症防控献计献策

　　记者：亚太抗癌联盟这个组织日常的主要事务是什么？您本人当选该联盟主席及天津市获得亚太抗癌大会主办权是否是国际社会对您本人及天津市抗癌工作的一个肯定？未来将给中国整体与天津的抗癌工作带来哪些积极的作用？

　　郝希山院士：非常高兴能够担任亚太抗癌联盟新一届主席，今后我将不仅肩负着中国癌症防控的艰巨任务，同时更要与亚太抗癌联盟的同道一起致力于降低亚太地区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等癌症防控工作。亚太抗癌联盟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抗癌组织，会员单位遍布亚太21个国家和地区。亚太抗癌联盟的工作主要是组织亚太地区肿瘤防治的学术专家，定期进行多边交流和学术大会，共同应对亚太地区肿瘤的发病与死亡的诊断、预防及研究。获得亚太抗癌大会的举办权，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承办地区的肿瘤防治领域先进水平的认可，与对该地区肿瘤防治方面贡献的认可。

　　此次担任亚太抗癌联盟主席，在今后两年的任期内，我将致力于将亚太抗癌联盟的癌症防治宗旨和理念传递给中国肿瘤界医务工作者，同时将中国抗癌所取得的成果反馈给亚太抗癌联盟；为中国肿瘤专家学者搭建与亚太各国同行交流的平台；同时邀请国外肿瘤专家为中国的癌症防控事业献计献策；通过推广宣传和组织召开2013年亚太抗癌大会，推动中国癌症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通过邀请亚太各国专家来津交流，为本市的肿瘤防治工作及其他工作提出建议；以召开亚太抗癌大会为契机，提升天津在全国的学术地位，提升天津在世界抗癌领域的学术地位，提高本市在世界医学领域的影响力。

　　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寻找对肿瘤“治本”的方法

　　记者：作为国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您的研究动向十分引人关注，请问目前您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未来癌症治疗的新趋势？

　　郝希山院士：目前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寻找对肿瘤实现“治本”的方法。肿瘤细胞有它的生长周期及特点，伴随对基因认识的不断加深，我们开始从分子水平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归。通过发现肿瘤遗传基因的变化，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些新药，如目前的靶向治疗。但是总的来说肿瘤不是单基因，它的发展是一个多基因多阶段长时间的变化过程，所以找到一个基因、一个肿瘤标志物并不能大范围地推广使用，如真正靶向治疗药物尚只是解决少部分肿瘤治疗的问题。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是未来肿瘤防治研究的方向，我们目前发现了肿瘤基因的一些规律性东西，但整体规律尚未摸清，这些研究并没有完全改变什么，因此肿瘤防治研究目前正处于一个革命性的前沿。

　　正是基于此，由天津市肿瘤医院牵头建立，我们建立了目前国内最大的肿瘤标本组织库，并联合第四军医大学、中山医大肿瘤医院共同建立国家重大科研平台。这个组织库支持了肿瘤医院、国内甚至国际上多项肿瘤研究任务，如我们和南方人类基因组计划合作，研究关于乳腺癌的基因图谱。我们利用肿瘤组织库标本生物信息、病人的临床信息和家庭信息，构建一个整体的网络信息，寻找肿瘤发病的根本性原因，未来进而实现肿瘤治疗“治标更治本”的目标。

　　我国早期病人发现较少

　　记者：当前不少市民反映“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在天津市政府2012年的“20项民心工程”中专门有一项完善医疗服务内容，解决市民看病方面的问题。作为肿瘤学方面专家，对“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有什么看法？

　　郝希山院士：目前总体来说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口基数大，而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速，医疗资源供给一时相对有些跟不上，客观上造成了居民看病难等现象，不过总体来说我国医疗水平仍在不断进步。看病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国外发达国家，上医院看病也不容易。像澳大利亚等地的居民，患乳腺癌后也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轮上治疗，而天津肿瘤医院现在基本在一两周内就能做上手术。

　　在肿瘤治疗方面，目前我国在现有医疗技术的利用度上存在不足。像欧美等发达国家现有的肿瘤治疗手段如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生物治疗和我们相差无几，但是他们的治愈率远远高于我们，像美国肿瘤的5年生存率达到70%，我们只能到50%。这个差距怎么弥补？并不是通过研发新的治疗技术和药物，重要的是利用好现有技术与手段。众所周知，更多发现早期肿瘤是提高癌症治愈率的最有效办法。如我们肿瘤医院100名病人和美国的同类肿瘤医院100名病人对比，我们早期病人要比他们少很多。以胃癌为例，日本全国早期胃癌占30%，我们只占10%。如此一来我们治愈率肯定没他们高。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规范。如西方看肿瘤疾病必须是肿瘤专科医师，而我们国家只要是医师都可以接诊肿瘤病人。肿瘤是复杂疾病，需要综合治疗。一个肿瘤病人如肺癌或者乳腺癌，来到我们医院后需要内科外科等多科室医生一起拿方案，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性治疗方案。非专业医师由于对病情把握不准确，容易延误最佳治疗时机，造成反复治疗，间接地加重了病人负担。所以肿瘤专业医师应统一培训，拿到专业的医师执照，再进行规范性治疗。利用好、管理好、组织好现有的技术与手段，规范治疗，就可以使我们肿瘤治疗的5年生存率从50%大幅度提高至70%左右的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间接地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高发癌谱呈明显变化趋势

　　记者：您主持的“城市居民恶性肿瘤流行趋势分析及预防的研究”，为国家提供了全部59种恶性肿瘤连续20年发病死亡数据及流行趋势参数。请问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癌症流行趋势如何？天津市情况如何？

　　郝希山院士：从1975年开始，肿瘤造成的死亡原因在我国城市还排第三位，1985年上升到第二位。在2000年，就上升到了第一位。同时我国的高发癌谱亦呈明显变化趋势：目前处于发展中国家高发癌谱向发达国家高发癌谱过渡的阶段，可能形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发癌谱并存的局面，从而增加防治难度。我国癌症防治的重点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及乳腺癌，上述诸种癌症约占癌症死因的80%。肺癌因其危害严重，为我国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

　　从国际上近30年情况来看，肿瘤造成死亡的病例数每年以3%-5%增长，我们天津市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从1980年开始到2000年，我们截取了天津市400万人口的发病及死亡率调查，肿瘤整体的死亡数提高了70%多。1981-2000年期间天津市恶性肿瘤发病率按发病率排序，男性前三位分别为肺癌、胃癌、肝癌；女性前三位分别为肺癌、乳腺癌和大肠癌。前十位恶性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的比例均在80%以上。1981-2000年，天津市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最快的前三位分别为肾癌、肺癌和大肠癌，下降最快的前三位分别为食管癌、胃癌、肝癌。女性上升最快则为胰腺癌、卵巢癌、乳腺癌，下降的肿瘤有宫颈癌、食管癌、胃癌。见习记者彭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