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批评家垂林曾断言：“有人说所有的哲学都是替柏拉图作注脚。我们也不妨说，所有的小说不外是以各种不同方式处理《堂·吉诃德》的题材。”虽有些武断夸张，却并非胡言乱语。与之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的一句形容就很俏皮，“我们都是从《外套》(果戈理著)里钻出来的”，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却不以为然，指出，“俄国文学之父”非普希金莫属。这些说法的背后蕴含了一个道理，文学写作通常具有稳固的传统性和顽强的因袭性，文学史中的开先河者，对后世作家和“文学链”格局的影响，总会或显或隐地化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惯性优势，或者说，任何一位划时代作家的写作成就，都离不开文学前辈的优秀基因和经验积累。

　　不过什么事都有例外。曾有访问者问史铁生：“您觉得在写作方面，受哪些作家的或是作品的影响比较大？”史铁生回答得略显迟疑：“好像没有……”听口吻，似乎还有点儿难为情。但应该承认，从他的作品中找到任何文学师承的蛛丝马迹，确实不容易。

　　不过，多数作家还是很难否认，自己的写作从没有受到过中外作家的任何影响。事实上，没有一位作家愿意当另一位作家的翻版。天赋越高，个性越强，成就越大的作家，骨子里对于个人师承问题就越容易出现逆反，甚至背叛。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作品与别人雷同，无论对方是再大的名家、再牛的文豪，也耻于与之成为孪生兄弟般的文学角色。海明威当年初出茅庐时，评论界指出他的写作有安德森的影子，自尊心极强的海明威极力否认，辩解：“我们的作品没有任何雷同之处，我只知道我没有受过他的启发。”非但如此，年少气盛的他还对安德森的作品大加贬损，极力嘲讽，一时成了文坛闹剧式的“公案”，到了晚年，已是世界文豪的海明威对自己当年的莽撞之举终于有了悔意，他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地称安德森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文学师承不是简单复制的过程，而多是隐秘的，渗透的，曲折的，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文学的师承又不同于武林、体育、医术等技艺，没有独门秘笈可言，也不是所谓“言传身教”所能奏效的，而往往贯穿了率性而为，过程也是潜移默化的。对于一般技艺，师傅手把手、传帮带完全可行，文学则不是这么回事。初学者也可以登门拜师，被拜师的名家也可以指导、提携弟子的写作，诸如看作品，谈意见，提方向，向报刊推荐，亲自撰写评论，但充其量也只是伯乐性质，还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师承关系。文学师承的奥秘复杂而微妙，多与作家个体的禀赋和悟性有关，类似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同时，里面还充满了隐秘的未知和潜在的变数。林语堂曾把读书比作“找情人”，这种幽默的比喻用于文学师承也行得通，只要默契存在，只要“情投意合”，年代、国度、种族甚至文化，都不会是文学师承的障碍。

　　其实，就算作家本人讳莫如深，嗅觉灵敏的评论家也是可以辨析出来的。很难想象，作家的最初写作就已经完美无缺，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承认个人写作的师承渊源，借鉴轨迹，并不掉价，也能收获文坛的尊敬，而且更让人感到亲近、可爱。这一点，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郭沫若就显得放达、爽快，他曾把自己的早期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泰戈尔式；二是惠特曼式；三是歌德式(歌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郭沫若的诗剧创作)，让人一目了然。这种磊落、坦诚的夫子自道，便于文学史家、评论家们按图索骥，表达的是真诚合作的姿态，也成就了一段令人乐道的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