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给铁道部写“诉苦”信的温州打工者黄庆红，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媒体为他买了回渝飞机票，但他仍牵挂买不到火车票的工友。(1月6日《重庆晨报》)

　　农民工购票难的问题，可能不是铁路部门一家的努力能解决的，它是全国旅客“一票难求”问题的一部分；然而这封“诉苦信”的启发意义仍然不小：第一，它提醒社会在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效率的同时，要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兼顾到公平；第二，来自各个群体特别是底层的声音，社会各方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认真倾听，给予关注，避免其沉没，这能极大地降低社会进步的成本。

　　一个时期以来，对《职业病防治法》的重新修订，《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欠薪入罪法律的出台，以及《刑法》大修等等一些国家性动作，都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然而社会在这些领域中的进步，无不伴随着惨烈的代价，是留下沉重的社会伤痛所换来的。比如，没有农民工“开胸验肺”事件，我们可能想不到修订职业病法规；没有那一群又一群孩子殒命于车祸，校车法规不会如此迅速提上日程；没有司机“断指证清白”，“钓鱼执法”不知会流行到何时……因此，降低社会进步的成本，以最小的或零的代价实现社会进步，应该成为一道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