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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位朋友,要编本书,让我写写书房,我写的题目是《不才从小有书房》,说的是小时候,家中空房多,便将后院东厢房作了我的书房。还将几个小箱子叠起来,摆成书柜的样子。当时觉得是因陋就简,长大后始知,楠木二十四史的箱子,也是这么摆的。
我这人有点霸道,自从移家省城后,居住条件稍微见好,不管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也不管儿女是小是大,都要为我留一间书房,平房是里间,楼房则是最大的一间。道理很简单,这不是书房,这是生产车间,哪个工厂会是职工宿舍比生产车间还大?妻子明知我这是歪理,也无可奈何,反而还要给孩子们解释,当然用的是她的语言:爸爸是给咱们挣钱的。
专制必然产生腐败,别说国家了,个人家里也一样。十多年前,搬进一个四居室的单元房,最敞亮的一间,理所当然的做了书房。有了大点的书房,买书的兴致随之大增。不说书了,光说书柜吧,先是两个,一下子增到八个,再到十二个,后来竟有二十几个,几乎是成倍地增加。地下室里两面墙,也全打成了书柜。说是书满为患,绝不是夸张。妻子甚至嘲讽我,写不下书,就能买下书,买再多也是人家的。
非是受了妻子的刺激,要来个坚壁清野,耳根清净;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还没有搬到现在的房子的时候,我已打定主意,要在几年内,弄个与住处分离的书房。想是这么想,能否实现还要看机缘。
二○○六年冬天,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在太原开年会,复旦大学李祥年教授来了。我俩是好朋友,无话不谈,一次闲聊中问我,太原的房价如何,我说了一个数字,李大惊,说省会城市怎么会有这么低的房价,随即正色言道:石山兄,你若没钱就罢了,若有钱,一定要买套房子,全国的省会城市,哪儿也没这个价,不出一年,肯定要涨。祥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十数年前我们在张家界相识时,我还不知股票为何物,他已是此中老手了,没几年便在上海虹口区买了新房。这样的人,不信服是不行的。确也是的,他不这么说,我还觉得太原的房价挺贵的,他一说,我也觉得太便宜了。固然房价是和一个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相随,也不能排除随大势,闻风转舵的可能。
转眼过了春节,便着手筹划买房子。我是从不管钱的,问妻子,知道家中那点钱,买现房只够买个七八十平方米的。
又过了两个月,一位早已买房的朋友告诉妻子,有一个楼盘正在排号,预计后年可建成。最让我们心动的是,位置太好了,离我现在的住处仅一站路,且在一个公园的旁边。当即决定,买!没那么多钱,女婿给添了些,后来都还了。
等待一年,装潢一年,随即启用。
这个房子,一百四十多平方米,全做了我的书房。最大的一间,做了书库,两头墙上是打的书柜,中间的书柜,是从家里搬来的,屁股对屁股摆着,顶天立地,两行四排,进去像个小资料室似的。家中的藏书,大半移了过来。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硬木家具,四面墙上,点缀着名家字画。另有一小书房,书桌坐椅,台灯电脑,两个大书柜,还有个红木小床,俗名贵妃榻,供小憩之用。
终于实现了十多年前的梦想,有了一个离住处不远的单独的书房。仍名之为“潺湲室”。为了区别家里的书房,称作大书房。
每天早饭后,先去附近的公园转两圈,然后晃晃悠悠地就到了大书房,看书,写作。中午十二点,回到家里用餐。下午有时去,有时不去。
可笑的是,起初的几个月,每天去了,只是这里瞅瞅,那里看看,竟没有一点写作的冲动。一部不长的稿子,还是在家里写完的。
我的态度是,写不出来,也要待在这么个地方。灵感这东西,从来就是个小心眼,见不得穷人过年。看谁能耗得过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