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春(湖北大学生)

　　广西拟规定“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曾引起社会讨论，疾控中心主任王宇8日对此表示赞同。(2月9日《新京报》)

　　其实，关于艾滋病是否应实名检测的争论由来已久。细究起来，支持和反对的理由似乎都十分的充足。

　　争论归争论，但目的却是一样——更好地预防、发现和治疗艾滋病。只有首先认同争论背后的这一价值共识，方能撇开一己之偏见，从而寻觅到最佳的解决之道。所以，没必要刻意将分歧尖锐化：完全死板地强调“隐私权”，而忽视联系救治和保护伴侣，显然有失偏颇；可为了更好地确认和跟踪感染者，强制要求实名就一定妥当吗？恐怕亦不尽然。

　　不难发现，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实名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问题的真正主体——被感染者自身的意志和能动性。比如，媒体上早有披露，即便实行自愿的匿名检测，一些人仍使用假姓名或身份。再比如，有丈夫感染了病毒，由于未告知妻子致使其也染病的悲剧。前者说明，相比制度本身的强制性，个体自身才是决定是否“实名”的关键。至于后者，即便新的条例规定被感染者有告知义务，可到底执不执行，最后的主动权还是在于本人。

　　因此，如果考虑到实名的真正决定权，是在被检测者而非制度本身或政策制定者，那么可以说，强令实名检测的意义已所剩无几。与其以威严的律令要求被检测者据实填写信息，不如以“诚”动人：对前来检测者予以劝服和建议的义务，告知他们“实名”是对其自身和和家人最好的爱护。

　　一方面，这种“劝谏”应有足够的强烈度，并以机制来确保其常态化，尽量以情理并重的说服，让每位被检测者都留下便于联系的信息；另一方面，就应同等地强化对这些“实名信息”的保护力度，让每个愿意“坦诚以待”的被检测者都无后顾之忧。

　　取实名制之善意和优点，祛其森严压迫感，既促进“信息完善”，又让潜在的感染者更直接地感知到温暖，如此“取精去粗”，衔接对立双方的共同智慧，也许才是对所谓实名检测之争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