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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怀宇认为,巴特也有自己的“俗套”和“多格扎”。“他对中国的有些现象并不能做出恰当的判断。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他到处注意14—16岁的男孩,并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在那个年代并没有那个概念。”
的确,巴特在充斥其周围的“多格扎”里,依然找到了自我拯救的乐趣:别人能限制你胡说八道,可是没有人能挡得住你胡思乱想。
1974年的中国行,环境封闭,他的内心却越来越放荡,他的旅行注意力,越来越投向人的身体,投向与情欲关联的事物。
他们参观北京新华印刷厂,“索莱尔斯对品种繁多的校样非常感兴趣,而我,则对操作印刷机的那些身体(男人及女人)感兴趣”。
在上海,他观察陪同他们的作家叶雅理(音译),“他的秃顶受到他的严格保护,总是戴着鸭舌帽,把安全帽高高地戴在头上”。陪同他们的第二天,叶作家把裤子穿反了。
看杂技演出,他关心:“我旁边的小伙子是谁?他白天做什么?他的房间是怎样的?他在想什么?他的性生活是怎样的?他的领口很小,白色而且干净。两手细软,指甲很长。”他特别欣赏男子手的白净、细嫩、柔软、湿热,并在日记里反复提及。
复旦大学五位英姿飒爽的青年教师给法国人讲解批林批孔。巴尔特看着他们,思绪如野马奔腾:我会喜欢他们中间的哪一位?讨厌的又是谁?谁比较性感?这些教师之间有没有萨德式的关系?
回法国之前,他在北京看了一场中国对伊朗的女排比赛。他被观众席里两个男孩子迷住了:“有十四五岁吗?他们正处在变音阶段,他们嗓音各异地讨论着这场比赛。”
这位满脑子色情念头的怪大叔最后活蹦乱跳地回到法国。但花了一笔钱,赔上了大半个月。
他们出发前想象的正经工作完成了没有?《中国行日记》里没有明确回答。
倒是《中国怎么样》一文给出结论:“我们前往中国,脑子里装着成百上千个迫切、自然的问题:那边的性、女性、家庭道德怎么样?其人文科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又如何?我们撼动知识之树,好让问题的答案自动掉落,好重新汲取我们重要的知识养料。可什么也没落下来。我们只带回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