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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大学要培养什么人,胡适的说法是要培养“精英”,要做引领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人;鲁迅却说,做“天才”固然好,但当“泥土”却更为切近。
钱:精英和泥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渗透的。我曾用“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来概括我心目中的精英的风范、精神和境界。
但现实的所谓“尖子”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往往是一些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论知识与能力,他们都属一流,但致命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最大限度谋求个人利益,成为激烈竞争中的“成功者”,做“人上人”,是他们唯一的生活目标。他为社会做的每件事,包括每个微笑,都是一种投资,是要收回最大利息的。
恰恰是这样的人,会成为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隐患。让我痛心的是,当下的大学正在不自觉地培养这样的“伪精英”。
记:与鲁迅、周作人那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当下中国学界精英是否达到了同样的高度?
钱: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来是从鲁迅到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所望而止步的,非不愿也,乃不能也。
我觉得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我在根本上与我的研究对象,如鲁迅、周作人,是隔膜的。这还造成了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和粗糙。我常常自嘲:我们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
这是时代与命运造成的,非我个人所能把握。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范围,做自己能做的有限的工作。因此,在我内心深处,常有悲凉与无奈之感。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当下正活跃在学术舞台的学人,可能依然没有解决知识结构与精神境界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自我感觉,似乎有些过分良好了。
记: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的学界,犬儒主义才是真实的主流思潮?
钱:实际上,在任何时代,犬儒主义都是占多数的,只是那些忧国忧民的人被留了下来而已。现在还算好的,有不少像陈丹青这样的人。
话说回来,忧国忧民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学者应该是社会上最清醒的一群人,即便是盛世,也要发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