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上说，在杭州的河南的哥有3500人左右，占了的哥总数的六成。而这个数字，让杭州城北不少有名的“的哥村”，也成了河南师傅的“据点”。

　　最近的新闻说，由于月收入始终在两千元上下浮动，有一些河南的哥纷纷南下，以谋求更美好的生活。

　　而一些与这个城市已经“厮守”十多年的老的哥，他们，一直有着坚守的愿望。

　　的哥王其良和杨国庆的家，直线距离不过400米。在这片以烟囱和电线杆为主要风景的城郊接合部，每天凌晨四五点，上百辆出租车会像水螅一样突然出现在道路两边，静默而壮观。

　　在杭州开出租车的河南籍的哥，有一半人住在这个直径500米的辐射圈里。他们20岁出头就远离农村老家来到杭州“淘金”——接近另一种真实而辛勤的陌生生活。

　　出租车，仿佛是他们命运的“二次选择”。

　　裹挟融入大都市的自我暗示，这些来到杭州的河南籍出租车司机，用紧密“抱团”的方式取暖——为了努力消弭与这座异乡城市的界限，也为了活得更有自尊。

　　走入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读他们的故事，是为了读我们自己。

　　漂泊，自由，生存……隐藏在职业和籍贯之下的，是想改变命运的决心和勇气。

　　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里喝着咖啡，有时为了生存奔走在街巷高楼，是否曾经假设，在这个城市——在杭州，如果我是一个异乡人，将如何面对每一个变化中的24小时？

　　50岁的王其良平均每天睡7个小时，去年查出患有糖尿病后，这一数字又有所缩减。因为要按时吃药，这个开了8年夜班、已经将日夜颠倒成“习惯”的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在每天中午11点左右爬起。

　　在咳嗽一声都“穿堂响”的农民房里，回笼觉，简直是一种奢望。

　　王其良最讨厌下雨天，对于开晚班的出租车司机来说，这意味着更麻烦的路况，以及更长的等待时间。

　　在听到雨水敲打玻璃的声音，确定又是一个雨天后，上午10点半，王其良讪讪地爬起。走廊里跑来跑去的外甥，让他有种莫名的烦躁。王其良喊了一声女儿，示意她把孩子带出去玩一会。

　　每天呆在10平方米的空间里，难免不让人心浮气躁。更何况，王其良和老婆，一住就是十几年。屋子里几乎没有多余的“道具”，一条看不出年份的横幅贴在靠床的墙上，隐约露出“欢度中秋迎国庆”几个字。晾衣绳以对角线的姿态横穿整个屋子，稍一抬头，就会撞出一串晃晃悠悠的“共振”。

　　唯一透出明澈色彩的，是柜子上供着的一尊菩萨，两边蜡烛的新痕，昭示着它的使用频率。

　　金家堰72号这栋农民房的一层，是王其良一大家子的“地盘”。女儿、女婿的房间在走廊斜对面，儿子、儿媳则住他们左手边的一间，更小，放了一张床后，进去几乎只能躺着。

　　三个房间，租金总共1200元/月，女儿、儿子每月象征性地塞些钱给王其良，算是平摊。作为家中收入最高的人，王其良也确实没什么好抱怨。大儿子现在在一家灯具厂给人开车，每个月收入三千出头。“他不能开出租，脾气太差，要出事的。”王其良10年前就说了这句话。

　　20年前，王其良还是个没啥经营头脑的小商贩，每次把家乡的河南辣椒卖到杭州来，都亏钱。后来开出租车，是杨国庆介绍的。那一次，两人在光秃秃的武林广场抽完了一包烟，“要么试试看。”杨国庆拍着王其良的肩膀。

　　这个“试试看”，成了王其良与这座城市建立的最初信任。

　　中午11点这个时间，王其良的老乡、同为河南商丘人的杨国庆，差不多已经做出了200多块的生意。

　　如果时间允许，他应该刚刚吃完一碗热腾腾的河南烩面，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规划”下午的“收成”。至于“路上别太堵”这种期待，在杭州开车的杨国庆早就放弃了，“根本没意义”。

　　同样是1200元/月的房租，45岁的大胡子杨国庆早几年就租下了杭钢生活区一套2室1厅的单元房。

　　“家族式群居”，是河南的哥们最常见的“居住架构”。因为省钱，也因为习惯。

　　杨国庆的单元房里，他和老婆住一间，隔壁是儿子和儿媳，每天都在一起吃饭。王其良也一样，除了晚饭那顿要出车，中午家里五六口人都会一起吃。

　　而吃、住、行的消费，每个“小家”又都默契地遵守着“AA原则”，这恰恰增加了这种“群居关系”的稳固性。

　　中午12点，雨越下越大。

　　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冲进来，没头没脑来了句“钥匙”。这是王其良的女婿，在附近的半山菜场摆水果摊。王其良一句话都没说，从腰间摘下钥匙递过去。小伙子开了自家的门，扛出一顶巨型遮阳伞，踩着水花急急忙忙又跑了。

　　对于这些河南籍的哥来说，几百米外的半山菜场，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另一根“间接纽带”。因为很多人的老婆、孩子，都在菜场里营生。

　　下午5点光景，刚交完班的杨国庆，决定去菜场里转一圈。此时此刻，他老婆李银环和王其良的老婆，已经嗑着瓜子聊了10分钟闲天。两个女人的摊位离得不远，一个卖粉丝、木耳等干货，另一个则卖鸡蛋、鸭蛋、鹌鹑蛋等各种蛋类。

　　时不时有人经过，然后大家就用河南方言高声打招呼，继而抱怨一下天气和油价。

　　在杨国庆眼里，李银环是整个菜场最漂亮的女摊主，而且总能跟每个老乡打成一片。甚至跟经常来菜场买菜的杭州本地人，李银环也能圆融地相处。这个时候，杨国庆就会对自己的“眼光”感到满意。

　　自己曾刻意尝试的融入，妻子却能很自然地做到，这甚至让杨国庆有些羡慕。

　　晚高峰的车流中，焦躁的喇叭声此起彼伏，后视镜里透出王其良满是倦意的脸。

　　再过一年，小外甥就要读幼儿园了。找个本地人“通通关系”，弄所好点的学校，王其良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点。但手机电话簿上下拉了三四遍，他突然发现，竟找不出一个既要好又有资源的杭州朋友。

　　“这些年的车，是不是白开了？”这让他又一次困惑于自己的工作，但后来还是说服自己了，“可能我的朋友还不够多。”

　　相比之下，杨国庆的心态已经好了很多。对于1992年到杭州、11年前开始开出租车的杨国庆来说，两件事确定了自己已经“融入杭州”：一、住进了单元房。二、“现在周围邻居要用车，都会直接给我打电话”。

　　与闷滞的王其良相比，杨国庆代表着一种明确的上升渴望，他坚定地相信，籍贯的差异，不会在自己和杭州之间造成隔离感。“否则，连续五年的优秀安全驾驶员，他们怎么会评给我一个外地人？”杨国庆晃着红彤彤的荣誉证书，似乎在为自己的话佐证。

　　晚上7点多，半山路上的“河南老乡饭店”人声鼎沸。

　　杨国庆和张广领、王先华、王营磊几个老乡坐在角落里的一桌，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位置。桌子上，啤酒瓶歪歪扭扭排成一列。

　　今天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应付醉酒乘客”，聊到兴起的时候，杨国庆出去接了个电话，5分钟后兴冲冲地回来，大手在空气里一甩。原来，一个小老乡想到杭州来开出租车，先打电话给杨国庆“拜拜山头”。

　　换作五六年前，这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因为开出租钱好挣。但现在，除了钱难赚，老家的年轻人也都不爱干这种“一坐十几个小时”的活。“都是老头子在开。”杨国庆戏谑道。

　　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分头去帮那个小老乡探路。有人去打听运营资格证的事，有人去车队看看有没有岗位。

　　这种藤蔓一样的关系，是他们最熟练表达感情的方式。这种略带江湖气的友谊，能让他们感觉到强烈的安全感。

　　但乡情，也带着浓稠的“半封闭”性质，像杨国庆、王其良等100多个的哥，都是河南商丘的。如果碰到从河南周口来的司机，大家也仅限于点头之交，保持着有节制的疏离。

　　杨国庆们似乎始终在学习一种回避是非、置之度外的能力。他们隐约觉得，这是融入杭州的条件之一。

　　半山生活区有2万多住户，其中河南籍的哥大概有近千人。

　　事实上，大多数本地人对他们还是有种隔离感。就在采访前，一个中年妇女还骂骂咧咧，对杨国庆说别占她的“车位”，其实那里只是绿化带的边缘，根本没有所谓的车位。

　　凌晨2点，王其良从临丁路一个小浴室出来。收工后去泡个澡，几乎是王其良在杭州唯一的娱乐方式。不过，20块钱的浴资，还是让王其良肉痛，“水不够烫”是他找到的抱怨性价比的理由之一。

　　在“商丘帮”中，命，是许多出租车司机说服自己和家人最妥帖的借口，包括王其良。他觉得，来杭州开车就是冥冥的宿命。

　　等退休以后，王其良想回到商丘养老。离在杭州买得起一套房子的日子还遥遥无期，但在老家，王其良已经有了两套商品房。

　　但杨国庆不同，他很有兴趣进入“新杭州人”的收割机，那条传输带，就是那辆四个轮子的绿色出租车，以及“儿女能争口气”的心理补偿。

　　20年前，还没长出络腮胡的杨国庆，从河南农村第一次来到杭州，偷偷摸摸半夜开黄沙车，因为“外籍人员就业登记卡”的丢失而惶惶不可终日。他甚至捎口信给老乡：“杭州不好混。”

　　现在，杨国庆再也不会承受这样的煎熬了。

　　为此，他付出的是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