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住户马玉琴(右三)跟各国友人的合影

　　他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泰斗，也是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他曾手书“匠人营国”，一生践行“谋万人居”，年已九旬仍不离讲台。

　　2012年2月14日，他获得国家授予的最高科学荣誉——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使建筑规划学这门非传统意义的经典学科，第一次因为个人的成就而备受关注。他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颐养天年，却仍拖着年迈的病体到处呐喊疾呼。他要守住城市的灵魂，不顾艰难险阻。

　　他的名字，叫吴良镛。

　　日前，记者有幸与吴老面对面，聆听他讲述自己的“匠人”生涯。

　　访“菊儿”

　　南北走向的南锣鼓巷和与之交汇东西走向的胡同，形成了北京独特的“蜈蚣巷”，排排灰色的四合院彰显“京味儿”十足。菊儿胡同41号，是从这片平房中“长”高出来的，三层的建筑白墙灰瓦，四面围拢。从院子西侧的过道向里走，里面又有一进院，层层进深。前后院的两棵几乎比楼还高的大榆树，颇符合“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的典型老北京四合院生活。让人栖居在诗情画意般的大地上，是“匠人”吴良镛毕生的追求和情怀。

　　流离幸遇梁师

　　北上清华建业

　　“小学三年级赶上‘九一八’，中学毕业恰逢‘七七事变’……”吴良镛回忆说，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战乱的过程，这与他日后选择建筑专业密切相关。

　　1922年，吴良镛出生在江苏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从小就经历了日寇入侵，感受社会动荡，目睹满目疮痍。“八一三”淞沪战役后，南京失守，吴良镛沿着长江一路逃难，最后在四川安顿下来。流亡的学生和流亡的教师，集中在一所由寺庙改成的中学里学习，吴良镛就在这里念完了高中课程。

　　“考大学时，考完最后一门科目之后的午后，日本飞机轰炸了合川，整个城市几乎一半都给烧了。”忆及不堪回首的场景，吴良镛双眼湿润了。从小到大都在战乱中度过，亲眼看到家园被破坏，百姓流离失所，让吴良镛深刻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痛楚。1944年，他到云南参加战后的重建工作，跟百姓的感情逐渐加深，眼前被破坏的每一幢房子都让他感到十分难过，决定“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他说，自己的成长跟战争分不开，也是战乱给了自己前进的动力。

　　1940年，18岁的吴良镛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开始了一生“匠人营国”的生涯。吴良镛清楚地记得，再过几天就是中央大学119周年校庆。他与母校很有感情，“当时，流亡的师生聚在一起学习，彼此感情特别深厚，学习门类也比较综合，我在这里得到了老师的教诲”。吴良镛自小喜欢绘画，在中央大学就读时，徐悲鸿、吴作人、傅抱石等著名绘画大师都在该校艺术系执教。吴良镛聆听他们的演讲，欣赏他们的画展，观看他们的教学，深受其熏陶。1990年，吴良镛先生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提名为该会荣誉资深会员，并被誉为“新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建筑教育家，著名的水彩画家，多产作家。”迄今为止，他已举办过7次画展。难怪常有人感慨，吴良镛的谦谦风度，不像是一位建筑师，倒更像是位艺术家。

　　1945年，在云南结束重建工作后，已经完成毕业论文的吴良镛再次回到中央大学，他说虽然课程都已完成，但自己只念了三年半的大学，所以还想回来继续学业。这次回重庆，吴良镛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梁思成。当时，梁思成在战区文物委员会从事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因为之前看过吴良镛的文章，对其颇为赞赏，所以叫吴良镛来帮忙承担一些文物的目录修改、补充工作。同年8月15日，抗战结束，梁思成邀请吴良镛跟他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吴良镛从上海带着西南联大的最后一批学生，乘坐运煤的船北上，到清华开创新的事业。

　　至今，吴良镛仍然感恩梁思成当年的提携。“我从云南回来后没有着落，只想着念书，但没有一条明确的道路要走，是梁先生为我指引了人生的方向。那时抗战刚结束，百废待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比起他们，我幸运得多。”

　　常念徽因先生“匠人”自得“教书”

　　林徽因曾这样评价吴良镛：“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少有的坚强。”

　　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建工作，主要是由林徽因指导吴良镛来完成的。吴良镛工作事无巨细，上课用的教具、学生用的教材都要由他亲自筛选。

　　吴良镛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跟林徽因见面，林徽因就已卧病在床，但在整个建系过程中，林徽因对待专业的那种热情和追求，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虽然她当时病着，但你去找她，谈起建系的细节，她就立刻拥有无穷的力量。而且她指导我做事是出于对后生的关爱，带有感情回顾过去的文化，而不是单纯地指挥你去做这做那。交代完事情后，她往往因体力不支睡去。”

　　就这样，吴良镛见证了清华建筑系的从无到有，他很怀念那段在清华大学度过的时光，“教师都住在单身宿舍里研究学问，几乎没有哪间屋子夜里11点前熄灯”。1947年梁思成返校后，逐步在教学中开始增加欧美现代建筑教育内容。1948年夏，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赴美，在著名建筑师E·沙里宁主办的匡溪艺术学院进修，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他接到梁思成来信：“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随后毅然回国，重新执教清华，并积极参加到北京、河北等地的规划建设工作中。

　　吴良镛说，梁思成的那封信并没有改变他人生的轨迹，只是加快了他回国的脚步，因为他从未想过不回来。但刚刚回国的他还是不太适应新中国成立初期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与现实的矛盾，整日都在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之间徘徊。“文革”后，吴良镛抓住每一次出国开会、讲学的机会与国际学者交流，并带着自己的思考参观了美国和欧洲的多个城市，深感中国建筑学术与世界的差距，认识到建筑学必须走科学的发展道路。

　　“梁先生在学术上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他和林先生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耳濡目染，更是对中国建筑事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诚恳。”从建筑到城市规划再到人居环境科学，这是吴良镛一生学术研究的轨迹。他说，提出“广义建筑学”理论和“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缘于自己的两次“顿悟”。而所谓“顿悟”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在长年累月的学习、实践与思考中，不断积累、探索，然后，在某一个节点，才会豁然开朗。

　　2008年，86岁的吴良镛患上中风，康复后，依旧拖着时常疼痛的病腿走上讲台。“匠人”和“教书先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两个身份。他自嘲说，自己也是从半个残障人士过来的，所以特别理解残障人士生活的不易。“光建无障碍建筑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建设完整社区，配有康复医生，出行有人管，营造良好的公共关系，街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残障人士了，有了完整社区才能实现和谐社会。”

　　直指城建“轻文”遗憾难保旧城

　　吴良镛的始终面临着破与立、理想和现实的抉择。如今手握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曾发出的“旧城保护，珍惜这最后一次机会。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其时矣”的呼吁则越发显得沉重。

　　吴良镛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精英文化、轻大众关怀；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完善”。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偌大的城市，这里那里，往往是挖了又填，填了又挖，成了一片无休无止喧闹的工地。他还曾痛陈一些城市把“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他感叹，“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中国建筑规划市场热火朝天，为何中国建筑师一般只作为合作者，充当配角？”

　　1999年至2006年，吴良镛参与了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他提出，一方面由于北京与天津这两大城市在区域上缺乏分工协调，产业结构雷同，限制了天津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缺乏统筹，导致繁荣的城市周围净是落后的乡村。作为这一地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长期以来只是围绕着建成区这一个点做文章，新城放在古城之上建设，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还形成了以古城区为单一中心、以一圈圈环路向外扩张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使城市的就业功能过度聚焦于中心区，郊区人口每天如潮般进出城上下班，交通与环境问题持续恶化。

　　吴良镛反对颠覆性建设，挞伐破坏性规划，他期盼的是符合规律的新陈代谢。“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1999年，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这样痛切地问。他说，“用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并不拥有自身居住的世界，仅仅是从子孙处借得，暂为保管罢了”。

　　时至今日，吴良镛虽然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但这个疑问仍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吴良镛说，能够得到这个奖他非常高兴，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整个团队，这说明人居环境科学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他希望以此为契机，让这门学科走上更加专业的发展道路。

　　获奖之后，吴良镛比以前更忙了，他说得奖已是昨天的事，采访则到今天为止，以后还是要以现实问题作为新的起点，开始新的工作。

　　“我能得这个奖，是因为城市建设生动活泼地反映了社会需要。人居环境学的理论发展才刚开始，我点燃了一只小小的蜡烛，如果用这个思想普照大地，面临的未来还是要靠大家共同创造。”他如是说。

　　人居奖成“孤本”

　　菊儿胡同的尴尬

　　吴良镛始终认为“民惟邦本”，并一生致力“谋万人居”。这种情怀与对建筑设计的理解，获得了各界的认可和回报。他主持的“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工程，为他带来了极高的荣誉——联合国世界人居奖。吴良镛说，这里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北京的旧城不能让它毁坏下去。从太和殿前面的广场到小胡同里的四合院，都反映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菊儿胡同改造中，吴良镛“有机更新”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改造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破烂不适宜者，进行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

　　住在208单元的马玉琴老人今年87岁，她说，自己一直住在这里，见证了菊儿胡同的变迁。马玉琴的家是一个78平方米的三居室，采光很好，冬暖夏凉。马奶奶回忆，当初这里是间破庙，前后各有一个院子，住着120多口人，人均建筑面积不足5平方米。1988年，吴良镛主持了菊儿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的规划设计。“他经常跟我们聊天，倾听我们的意见。”一年之后，新的菊儿胡同建成，按照“类四合院”模式进行设计，高度基本上是2-3层，维持了原有的胡同、院落体系，兼收了单元楼和四合院的优点，既合理安排了每一户的室内空间，又通过院落形成相对独立的邻里结构，提供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菊儿胡同改造得到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具有指导作用。

　　马玉琴老人至今仍保留着几大本那个时期跟国家领导人和各国友人的合影，“都是来参观的，那时候这个房子算是全北京最洋气的了，邻里关系也特别好。”说到现在，马奶奶面露难色，“现在41号院的46户人家只剩7家老住户了，大多数人搬去了新建的楼盘，把这里租给了外国人。外国人给的租金多，两居的房子一个月租金至少得6000多块钱。跟新建的房子相比，这里确实是旧了，有的一居室才20多平方米，房子太小了。”去年，吴老还来过菊儿胡同41号，这里是他梦想的一个现实缩影，但居民们不能理解他说的“房子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社会的产物，必须在聚落里发展才有意义”，纷纷搬去了更新更大的“水泥森林”。开发商们则不能理解他的这种人文情怀，以至于这种保护与开发平衡的有效探索，再无后继效仿者出现，载满盛誉的菊儿胡同成了“孤本”。

　　记者手记

　　九十

　　行未止

　　约定好采访时间后，吴老来得很准时。

　　落座后，他放好自己的学术著作，拿出用红笔注解的密密麻麻的资料和发言稿，戴好花镜和助听器后，示意采访开始。关于经历的那些往事，时间、地点他都记得很清楚；提起自己所作的学术探索，他言语间饱含的激情丝毫不输年轻人，一说就是一个半小时，之后还反复追问：“我讲清楚了吗？”他脸上始终挂着温和敦厚的笑容，亲切得像自家的长辈。

　　吴老说，“人是不能没有理想的”，他自己也依旧奔走在前往理想的路上。“有学生曾跟我说，‘菊儿胡同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您是出名的大师，要是我设计这个方案，一定会被毙掉’。我回答‘也不尽然’。我设计改造菊儿胡同也不容易，方案被审查了六七次才通过，他们不断地发现问题，我就不断地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当被问及对自己哪项作品最满意时，吴老笑眯眯地回答：“下一个。”对于记者的提问，90岁的吴良镛拄着拐杖，很认真地说：“有些问题我现在可能回答不了，因为我自己还在困惑中。”

　　新报记者王虹摄影尹杰

　　感谢清华大学提供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