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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坠入凡尘,每天都要经历着许多生活琐事,而且每件事情都有其各自的定数和缘由,是是非非,难分良莠。提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常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说;谈到因果关系,我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终”;站在哲人的立场看世相,自己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独具特别的理解和体会。12年前,在《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老师倡议的为四川凉山贫困地区筹建“《天津农民报》读者希望小学”公益活动中,爱心懵懂的我虔诚地选择了参与,并认真地捐出了100元爱心善款。没想到都跨越了世纪的门槛,这点往事依旧有人提起、被人记忆。其实,当年我的境遇实在很糟糕,心中存在着许多纠结和忧怨。但是,因为自己时时感念着那些感动的人和事,时时感恩着那些曾经温暖过自己的人:因为《天津日报》的金字品牌,因为发起人张俊兰老师的人格魅力,自己在仰慕和追随中本能地表达了一份爱心,做出了一点善举,就像一块早已风干的玉米饼子,事过多年,如今慢慢咀嚼,觉得颇有滋味。
1987年,通过公开招考,我被应聘在当地镇政府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属于《天津日报》的基层通讯员,经常在“农村版”上发表作品。长期的投稿发稿,与该报及其编辑、记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曾连续多年被评为《天津日报》优秀通讯员,虽报酬微薄,却津津乐道。1997年,因为乡镇精简机构,自己不得已和镇政府终止了聘用协议,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便解聘回家,意味着每月仅有的92元工资收入也化为了泡影。由于一时没有合适的工作,便东拼西凑了800元钱,买来一台城里人淘汰的手摇式小型印刷机,为本村的几家挂面厂代印包装纸。印量所限,每月收入不过百元左右,勉强维持生活现状。
闲暇时,总惦着去村委会翻看自己难以割舍的《天津农民报》。一天,我拿过散发着墨香的报纸,看到张俊兰老师撰写的系列报道《凉山纪行》和为四川凉山贫困山区捐建“天津农民报读者希望小学”的倡议书,心里很不是滋味,凉山的孩子们处境太难了,张老师的倡议真是太伟大了。我知道凭收入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参与类似的公益活动,当看到张老师笔下那些可怜的孩子,想到的是《天津农民报》组织捐建读者希望小学,自己又怎能甘于人后!于是,兴冲冲地回到家,讨好地把报纸递给妻子,说:“你看,张老师的《凉山纪行》写得太感人了。”妻子接过报纸,看了几眼,就开始落泪。她擦了把脸,转过头瞅着我,认真地说:“知道你的心思,不就是捐钱吗?直说不就得了,我又不是冷血动物。”我夸她善解人意,充满爱心。她和我商量打算捐多少。我不好意思地说:“要么咱捐100元,行吗?”妻子提醒说:“那可是咱一个月的收入啊?”我说:“对呀,咱作为一名资深的通讯员,忠实的读者,就得拿出点真心诚意来。”听了这话,妻子没有还嘴,很是情愿地从她那褪了色的红手绢中点出100元钱,放到我的手里,爽快地说:“给,快寄出去吧。”我为她竖起大拇指,知道这是她对我最大的理解、鼓励和支持。
我接过妻子拿出的钱,觉得自己很富有,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很有社会责任感。出了家门,径直朝邮政所奔去。我照着报纸上的号码给张俊兰老师拨通了电话,说了我现在的情况,告诉她我捐100元。张老师说如果家里困难就别捐那么多,表达一下心情就行了。我说:“这就是我的心情,学生已被您的责任心所打动,自己也是个社会人,只有尽其所能。”张老师代表凉山的孩子们谢过了我,并表示一定把每一分捐款都用在山区孩子最需要的地方。
我和张俊兰老师其实从来没有直面接触过,所谓的师生关系,实际就是在我读报投稿的几年里,通过报纸和稿件建立的师生感情。对我而言,她的名字犹如月亮一样亲切,只有仰慕敬畏之心,尊卑有别,高不可攀。在那之后的日子里,自己为了生计,疲于奔波,割舍了许多嗜好和追求。尽管时而听到一些关于张老师的事迹,或偶尔看过一些关于凉山的报道。因为自己的卑微而惭愧,长期以来对凉山的公益活动羞于问津。
2009年12月29日,准确地说是在自己参与为凉山彝族同胞捐款助学活动整整第12年,突然接到《天津日报》社总编室的电话通知,说邀请我明天上午参加一个关于凉山爱心助学座谈会。当时一愣,不知事从何来,觉得自己根本不具备参加这类活动的资格,断然回绝。对方说,这不是什么资格的问题,只是作为普通读者代表,每位捐赠者都有这份资格。
转天上午,我乘公交车早早赶到《天津日报》大楼,带着一种特殊的荣誉感和幸福感参加了由中国记者协会和《天津日报》联合举办的全国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主题活动暨《天津日报》报业集团凉山助学座谈会。荣幸地认识了中国记协网络中心王同英、吕文莲、单珊,《天津日报》曹凤彦、王立文、张熠、韩晓晶及张俊兰等诸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和老师。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捐赠者代表有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袁鹏、朱悦爽,北辰区长荣鞋厂总经理周绍忠,再者就是我——来自静海县的读者捐赠者代表刘洪奇。座谈会上,了解到张俊兰老师12年间,在人生最灿烂的岁月里,17次深入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瘟疫贫穷交加的四川凉山,把1000多万元善款送到贫困的彝族同胞手中,在凉山兴建了3所希望小学,在4所院校设立了奖助学金,持续资助了数千名贫困生,建立了24个孤儿班,帮助1200多名学龄孤儿完成九年义务教育。“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她又在第一时间赶赴重灾区救助危难同胞,体现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崇高境界,体现了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了一位社会公民的大义、大爱,所作所为,桩桩件件,令人仰慕。
作为一位普通读者,被组委会邀请参加这样一个主题的座谈,心里无比激动,同时也感到十分惭愧。激动的是,自己能和各位爱心人士坐在一起觉得无上光荣;惭愧的是,和大家相比,特别是和爱心大使张俊兰老师相比,自己的捐赠实在微不足道。因为,当时我的捐款只不过才100元。可是,就在我羞羞答答地讲述完自己捐赠这100元钱的故事之后,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直到我眼圈湿润,起身致谢为止。关于这100元钱的故事,座谈会上被与会领导作了评价,得到了极高的赞誉,并且很快就在中国记协网上进行了宣传报道。事后我想,在当今的人际交往和日常消费中,100元,何足挂齿?可是,当我们把点滴爱心倾向社会的公益事业时,100元,就是一份感念,一份情缘,能够温暖别人,也能够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