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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网讯:昨天,本报又接到很多劳工遗属打来的电话,询问向熊谷组主张权利的情况。但遗憾的是,其中不少人不能提供老人被抓和被奴役的情况,也不能提供日本公司所在地的名称,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老人的名字。不过,也有一些劳工遗属保存着前辈的“口述笔录”,笔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老人被奴役的情况。
昨天,蓟县孙各庄男子赵凯辉给本报打来电话,讲述了他的爷爷赵凤山老人被奴役的情况。并提供了他的爷爷在1985年作的关于自己在日本被奴役的“口述笔录”,笔录中这样写道:“1940年,19岁的我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当时我们的团长是包森。1944年2月,我们深入到唐山马家沟做瓦解当地治安军的工作。当我们准备撤出马家沟时,日军和其他治安军包围了我们,我和几个战士在坚守阵地过程中被俘。被俘后,我们先被送到唐山宪兵队过堂,又在日军看守所呆了七八天。后来,我们被送到北京,被监禁多日,受尽了肉体折磨,但被俘的六人中无一屈服。日本人先是动员我们参加治安军,因为我们都不答应,他们就以带我们去东北做工为名,把我们秘密带上了火车,但火车却开到了青岛。在这里我们和其他中国人一起被押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来到日本长野后,我们在日本军警和监工的铁蹄下被奴役了一年多,期间受尽了折磨。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我们这些劳工开始与日本当局进行斗争。很快,我们被送回了祖国。”
1998年赵凤山老人去世。临走前,老人抓着儿子的手说:“我在日本挨饿、被打、受罪。我的口述记录是日本人的罪证,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向日本讨公道的人,让他们给我讨回公道。”就这样,老人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
老人做法值得劳工后代借鉴
中方律师团律师表示,现在大部分被日本奴役的中国劳工都已经去世了,赵凤山老人的“口述笔录”具有很大意义。律师说,如果劳工还健在,其家属应该及时将老人的口述记录下来,并让老人签字。如果能给老人录音和录像,所起到的效果会更好。针对老人已经去世,而其后代无法提供书面材料和录音、录像的情况,律师表示,这些劳工的后代最好提供老人的姓名,以及奴役他们的日本公司和作业所名称。另外,这些人还要提供与老人确实存在亲属关系的证据。劳工后代可以到相关部门开具证明,也可以要求知情者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