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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句话说得人笑,一句话说得人跳。一个会提意见的下属十分不满地向领导提出批评,他很严肃地分为三段:
某某同志,我对您十分有意见。/您总是事无巨细,什么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难道身体是您自己的吗?
撇开这个人的说话动机不论。据说,他是会说话的典范。
那么,不会说话的典范呢?也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下属很殷勤地对如厕的领导说:您亲自来?领导没好气地说:你能帮我来吗?下属谦恭地回答:我没您那样的设备,否则,这点小事还能让您亲自操劳?
明人辑录的《谑浪》里,有这么一则故事:武则天当朝严禁屠宰,御史大夫娄师德有次到陕地公干,庖人用肉招待他。他不解地问,不是大禁屠杀吗,哪里来的肉?庖人说大人但吃无妨,这羊是被豺咬杀的。娄师德就说:这豺狼很懂事理。一会儿庖人端来鱼,娄师德又问何来?庖人说这鱼是被豺咬杀的。娄师德一听大怒,责备庖人不会说话,为什么不说是獭咬杀鱼呢?
御史大夫既要实惠,又要口彩。一般的小人物往往是饿死事小,面子事大,就是说,不论如何也要保全面子,或者要留个名份,那么,如何说话就显得很重要。小时候,见有人节日将“福”字倒贴,便自作聪明地指指点点,家里大人告诉我那是有意的。原来,从前一个土包子忽然间发了,大年来临时,请识字先生写了很多“福”字,自贺苦尽甘来,不料竟然大字不识贴倒了,当然有人指出来。这土包子一面羞惭自己无知,一面又思忖为自己留全面子,便说:“我难道不知道吗?我这是讨个‘福到’的吉祥!”或许是财大气粗便具备一定的权威,这土包子的做法竟成了时尚,于今则成为一种“文化”。
鲁迅先生说“立论”难。一家人家生了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就抱给客人看,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大家一顿合力痛打。人死是必然的,说富贵的,显然是恭维讨好的话。“但是说谎的得到好报,说必然的遭打。”看来如何说话,有时也为情境所迫。
钱钟书先生道:“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得到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是德。”一次,听说一家“廉政酒家”请喝“廉政酒”,我不禁哑然失笑矣。目下“文化”一词比较时髦,连出恭都有人研究其“文化渊源”。我想这“廉政酒”大概是文化之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