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有志，男，1934年生。天津市东丽区人。文化程度中专。196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79年9月至1993年2月，历任东郊区农林局副局长，中共东郊区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东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范有志同志，于1979年9月至1990年2月，长期从事东郊区的农村政策研究工作，曾参与了农业经济改革的调查研究与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作为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就东郊区农业经济改革的历程，于2011年8月18日，对范老进行了专访。

　　问：东郊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如何起步的？

　　范有志：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东郊区农村自1979年开始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轨迹是沿着农户和集体两个层次展开，前者是普及家庭联产承包制，理顺土地承包关系，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后者是发展集体经济，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区委领导从全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饱肚子，但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只有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才能使农业发展有出路。于是，区委作出决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集体化方向，形式可以多样化，但不搞“一刀切”。

　　东郊区广大农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打破旧框框，敢于探索，不断创新。经过五六年的实践，终于走出一条适合农业发展的道路，即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问：“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经历了哪些阶段，是如何逐步完善的？

　　范有志：“双层经营”体制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行土地“双田制”。1981年12月，区委下发《关于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以稳定人心。根据东郊区地少人多，确定自留地归农户自种自收，不加征统购统销任务。集体田按队、组、户搞联产承包，实行“大包干”政策，按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进行产品分配。实行土地“双田”制的结果：粮食增产、收入增加、生活提高、人心稳定。正如1982年12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我市实行联产承包制带来粮食大丰收，郊县4750户产粮超5000公斤，东郊、宁河县出现一批交售商品粮5000公斤以上的户。”这充分证实初步改革收到实效。

　　第二阶段，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1983年10月，区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中央提出的在建立生产责任制上，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结合”的原则，在“双田制”的基础上认真推行“双层经营制”。1983年11月，区委制定《关于进一步稳定、完善和健全责任制的意见》，把“双层经营”确定下来。经过连年的改革实践，总结提高，补充扬弃，健全完善，最终选择在联产基础上推行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针对各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实行统一种植计划、培育良种、水利排灌，施底肥、防治病虫害等服务。这种模式，进一步稳定、完善和巩固了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这一改革创举，截至1984年在全区956个生产队实现，粮食增产20%。这标志着对人民公社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制。区委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强化农业基础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区委相继制定下发了《关于完善专业户、联合体的意见》、《关于鼓励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十条规定》等若干政策性文件。这些具体政策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起了促进作用。1988年，全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粮田大户349户，家庭养鸡场489个，家庭养猪场284个，家庭养牛场78个，渔场129个，蔬菜生产已有占园田总面积58.8%实行了规模经营。1989年全区已有67个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全区规模经营粮田面达70%，园田面积达58%。有的企业将职工自留地集中，由专人耕种管理，按农业车间进行单独核算，职工年终分粮的自留地整合后集中规模经营，深受企业的欢迎。1991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23152万元，比1978年增加18752万元，增长4.26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越来越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东郊区城郊型经济的发展，显现了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问：东郊区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走上城郊型轨道的？

　　范有志：1985年1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通知》要求改革统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兴办交通事业，鼓励技术人才转移和流动，按照自愿互利和商品经济要求发展完善所有制。期间，区委领导深入基层搞调查，撰写了《关于三个专业户(养鸡、汽车运输、劳务)、两个专业村(运输专业东堼村、纺织生产经营专业三村)，一个联合体(小东庄火炬皮鞋厂)实现“翻两番”调查》报告和《小宋村充满活力的新型联合体——三个劳动修建队的调查》报告。他们显现的经营特点：发展商品生产快，转移劳力价值高，筹集资金快，搞集约经营专。经济效益“翻两番”的跃升，创新了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思路。为此，区委、区政府制发了《关于鼓励发展土地、畜牧、水产、果园等适度规模经营十条规定》文件，并鼓励从银行贷款者予以贴息的政策，因而使专业户联合体从种植业向养殖业、运输业、手工业和科技服务业务上发展。

　　区委领导按照邓小平“只有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的指示，确定了凡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繁荣商品经济增加社会效益；有利于完善健全农村经济体制，使农民富裕起来就应该支持。区委就当时在农业经济迅猛发展中的劳动技术、资金、管理、人才的自由流动和自愿互利组合上的经营定位，从封闭僵化走向开放搞活，从过去的管得多限制严的体制向适合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在1984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放宽政策、加快发展乡镇企业规定》文件的基础上，又于1985年2月印发了《关于积极发展完善新经济联合体的意见(试行)》文件。《意见》允许多种经济所有制组成新的联合体和跨地区的联合；允许雇工经营和跨地区雇工，有利于农业劳动力向其他各业转移，但工资不能低于集体企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允许集资入股，股金分红不能超过利润15%，退股可以带走股金。实行税后利润分成，外地股东可以税前分成以吸引外资入区等。这些鼓励发展经济的规定为推进城市一体化战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引进技术、资金、人才，实现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为集体、联合体、私营企业一齐上，商贸、运输、建筑和服务业齐头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生产经营方式同时存在开辟了新路子。

　　东郊区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抓紧粮食生产和确保城市蔬菜供应的前提下，加快了林业、畜牧业、水产业和经济作物的发展，提高了它们在整个农业中的比重。全区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种植业转移到其他行业。因地制宜地举办了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各项服务业，不断提高农业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水平，逐步把东郊区经济建成依托城市，面向国内外市场，商品经济发达，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贸工农”型的城郊经济。东郊区经过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区已经形成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崭新经济格局。1987年12月7日，《天津日报》报道《东郊经济走上城郊型轨道》称：今日东郊经济一改九年前城乡分割、以菜粮为主的封闭生产状况，出现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城乡结合发展经济的新格局。建成了“一菜三水”(蔬菜、水稻、水果、水产)为主的副食品基地，并形成了为城市大工业配套为特点的东郊工业。由九年前的144家发展到867家，与全国数十个城市郊区结合成为中国北方城市郊区经济技术协作区或友好区，出口产品达40余种，达标产品300多项。东郊区经济已走上城郊型的轨道。

　　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间，与不断深化的改革进程相伴，东郊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出现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范有志：改革十三年，东郊巨变。主要反映在下述方面：农村社会总产值，1978年为13300万元，1991年达272420.6万元，增加259120.6万元，增长19.48倍；农村经济总收入，1978年为14200万元，1991年达274194万元，增加199994万元，增长14.1倍；农村经济纯收入，1978年为7200万元，1991年达52128万元，增加44928万元，增长6.24倍；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90元，1991年达1256元，增加1066元，增长5.61倍；改革开放十三年，农业生产上1991年蔬菜实现上市17429万公斤；生猪出栏1991年为30600头；鸡蛋产量，1991年为524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6.55倍；牛奶产量1991年为417.8万公斤(1978年无产量)；水产品产量，1991年为619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17.68倍；水果产量，1991年为154.8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17倍，有力地支持“两区两港”经济建设的发展。

　　采访手记：范有志同志是东丽人，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工作在东丽区，经历了东郊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进程，亲自参与农村改革有关政策的调研，拟定有关文件，故有着权威性的发言权。这次，他精心准备的访谈，对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提供了翔实宝贵的史料。他退休后，一直关心指导区委的党史研究工作，协助党史研究室审阅党史资料，拟定刊登东丽区有关党史宣传教育及评论文章，是区党史研究的资深顾问，衷心地祝福范有志同志“一腔热血献余生，喜登长寿高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