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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迎接开国大典
5月初的一个下午,黄苗子去国际饭店参加了一场同事的婚礼。四点左右,他回到位于外滩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时,发现上海公安局经济科科长正等在那里。这位科长要求黄苗子和信托局副局长罗吟圃一起去趟警察局。罗吟圃是这天的值班副局长。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已经于一周前去了广州,打算把上海总局的资金尽可能地转移到香港,黄苗子则代表沈熙瑞留在上海进行联络。在警察局,黄苗子看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负责人宋翰章、陈采六等也在。科长口头转达了军统头子毛森的命令,指责这些金融机构“破坏战时金融政策”。黄苗子这才明白警察局为何找上自己。一周前,这几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全体职工包围了各自所在机构的负责人,要求给大伙发放安家费以备不测。这次围攻看得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中央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在办公室里呆到深夜依然无法脱身。黄苗子等人见状,只好在半夜向中央信托局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电话请示。得到批准后,是日清晨四点,职工代表和黄苗子等人驱车来到了中央银行金库,当场给每位职工分发了四两黄金、六十块银元。至此,沈熙瑞才得以自由,并随即飞去了广州。
毛森要求这批金融界官员立即收回发放的金银,否则不能离开。黄苗子等人面面相觑,彼此心里都很清楚,已经散发的金银无论如何是没法收回的了。毛森这么说,其实是希望各个金融机构向警方交纳一笔可观的保释金,以便在逃跑前再捞一把。黄苗子想到了蒋经国。他知道蒋经国这几天在崇明岛,为抢运物资到台湾,蒋经国每天都坐镇到深夜。正好,信托局副局长骆美中在前几日去过崇明岛参加会议。黄苗子立即给骆美中打电话,在问到蒋经国的联系方式后,又迅速拨往崇明岛,却一直无法联系上。直到午夜三点,黄苗子将电话拨到蒋经国在上海的寓所时,才终于和蒋经国通上话。蒋经国因为和俞鸿钧一向关系密切,所以对黄苗子也有所了解。黄苗子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此事是由上级决定,他们几人无从负责。蒋经国听完,答应立即给毛森去电话。
在和蒋经国通完电话后不久,依然还是那个科长出来,说毛森吩咐,让在场的人立一张字据,承诺在两周内将发出的“安家费”如数收回,并承认这次“发放事件”纯属扰乱金融。字据写出后,黄苗子等人逐一在上面签了字。
戒严时期,夜间不可以外出,黄苗子等人必须等到天亮才能离开。在警察局对面的汉密尔登大厦,住着黄苗子的一个朋友。在想办法和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后,黄苗子等被扣的金融界人士终于在警员的护送下离开。穿过马路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心底长出了一口气。为避免两周后毛森依然穷追不舍,黄苗子和郁风于5月7日改名登机,去了香港。在他们飞离上海二十多天后,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上海。郁风的妹妹郁晓民也是进城大军中的一员。在郁风离城前,本来已经和陈白尘说好,作为美术界人士迎接解放,可变故突发,陈白尘便推荐郁风的另一个妹妹郁隽民加入了美协。
抵达香港后不久,在孙师毅主编的《文汇报》上,黄苗子用笔名“田圭”,发表了《从徐堪看崩溃中的蒋朝财政》。在文章最后,黄苗子提到了在南京发生过的一则逸闻。当时,《新民报》以“胡适何适”为上联征求下联,很快就有人应之:“徐堪不堪”。徐堪也罢,其他“猾吏”也罢,都不过是蒋氏王朝没落时的一缕阴影。1949年9月,在周恩来的指示、安排下,黄苗子、郁风由香港出发,乘船经青岛去往北京。迎接他们的是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