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动机

　　“遗体捐献”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很多人也凭着一份爱心和信念，选择在身后将遗体捐献，选择让自己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他们捐献的遗体对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深深地感动了身边的所有人。但记者也发现，相比提出遗体捐献申请的人数而言，真正实现捐献遗体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反差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现状 报名的多成功捐赠的少

　　在蓟县元宝山陵园，有着这样一个纪念园，园中的“奉献碑”上镌刻着397位遗体、器官捐献者的名字，其中有天津遗体捐献第一人、天津医科大学创始人朱献彝教授，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一份无私奉献的精神，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牵动着一个甚至几个家庭的心。在这些捐献者用一份顽强的信念，选择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有人说这是一种超越生与死的大爱，有人说这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这些遗体捐献者用自己的一纸公证书，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也是最无私的决定之一——遗体捐献。

　　对社会而言，遗体捐献对社会医疗卫生事业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主要用途是用于医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率先开展了遗体捐赠工作，随后，广州、北京、天津等城市也陆续跟进，近年来，遗体捐献在中国许多城市逐渐被接受。虽然这397位勇士敢于打破习俗捐献遗体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市医学教育和研究中人体解剖学标本过于紧张的状况，但遗体捐献数量缺口仍很大，相较于提出遗体捐献申请的人数而言，最终真正实现遗体捐赠的人数，只是微乎其微。

　　故事 几经波折捐献终未如愿

　　身患癌症晚期的老张已经放弃了治疗，55岁正值壮年的他，1.8米的大高个儿被突如其来的病魔折磨得瘦成了一把骨头。颤巍巍的手在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手一松，笔就掉到了地上，老张的嘴角却浮上一丝心满意足的笑容……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听到了老张的故事。

　　十多年前妻子离婚后走了，老张独自一人将儿子抚养长大，好不容易攒钱买个小房子，看着儿子成家娶了媳妇。好日子还没过上2年，去年春天，老张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发现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那段日子，老张都是一个人去医院治疗，他不想让儿子看见心疼，也不愿意看到亲朋好友怜悯的眼泪，老张说，自己的病自己最清楚，好在还能动，吃喝拉撒就都是自己来，走到最后了他只希望坚强地走完最后每一步，维持住生命最后的尊严。停止了全部的治疗之后，只在疼痛得实在无法承受的时候，他才到医院去开些止疼药，粥、止疼片、安眠药，基本上是他的日常必需品了。

　　与癌症斗争了整整10个月，老张经过了两次放化疗，无奈治疗总是赶不上癌细胞扩散的速度，“那滋味真不好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在你的骨头缝隙里啃食。”老张说，治疗的日子他一点不愿回想，当初只是为了儿子打算搏一搏，多陪伴他一段时光，可很快家里的存款都被散尽，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治疗了。

　　一个人拉扯孩子，又买了房，老张手里实在没有什么存款，治疗的10个月里，医药费加起来也花了将近15万，这里面除了自己的存款，都是亲戚、朋友和同学为他凑的，攥着大家硬塞在手里的捐款，老张总想着怎么才能还回这份情！“别人的帮助我可能没有机会报答，我是否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老张说，这个念头从去年起就一直在他脑海中盘旋，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医院里听到护士们谈起遗体捐献，他想着虽然自己身体有病不能捐献器官移植，但是总有医学解剖、研究的价值吧，今年春节前，他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到医科大学领取了表格，拖着疲惫的身子进行了公正……直到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今年3月，老张撒手人寰，他的骨灰被放置在第二殡仪馆里，家人并没有及时联络医科大学去领取遗体，“当初申请捐赠的时候，我就不同意，是因为不忍伤了老人的心才勉强签字的，谁不希望父母入土为安，我怎么忍心把老人送去解剖呢！”老张的儿子坚持说，父亲是因为生病后对大家的帮助有所歉疚，一时激动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得到老张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一周之后了，当初帮助他办理遗体捐赠手续的志愿者小王告诉记者，办理了所有捐献的手续和公正手续之后，无论是医科大学还是红十字会，就只能等待捐献者去世，亲属子女来联络他们，再前去领取遗体，并没有办法去约束对方履行承诺，所以如果子女不是特别理解全力支持的话，很有可能办理了捐献手续，到最后却没能真正捐献成功。

　　声音 把爱传递需要更多支持

　　医科大学解剖室的袁武老师介绍，总的来说，近两年医科大学收到的遗体捐赠数量还是呈上升的趋势，而且不同以往的是，捐赠者从刚开始的以教授、领导为主，开始发展为低收入人群捐赠者逐步增加。

　　“以前我接到的都是老师、教授和领导比较多，红十字会的人也比较多，近几年有很多的普通市民捐赠。”多年从事遗体捐献工作的袁老师感慨地表示，不止是捐赠者的身份有所变化，在数量上也比以往增加不少，以前平均每年只有20具遗体，而今年才半年就已经有了15具捐赠的遗体，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幅度，“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在遗体捐赠方面逐渐地开明了，普通民众捐赠和奉献的意识提高了。”

　　袁老师说，医科大学是培养医生和医学科研人才的地方，而解剖课是教学中最重要的课程，离不开遗体捐献者的支持，“原本的教学要求是8名学生用一具遗体进行学习，现在捐献的遗体多了些，学生就能够多多上手，深入接触解剖研究，学生受益了，将来就是去医院看病的社会大众受益。”他说，由于法律规定是不允许买卖的，所以如果捐献的遗体数量不够教学使用，就意味着学校必须去其他院校，甚至是外地院校请求教学支援，这样的开支算下来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很有可能其他院校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遗体可以支援。

　　由于解剖学的特性，医科大学要求遗体捐献者的亲属在捐献者过世后的24小时内通知医科大学，再由他们前往领取遗体，很多家属并不清楚这一规定，也造成了很多延误和不必要的麻烦，袁老师希望捐赠者家属能够正确对待、支持捐赠者的愿望，更多地去了解遗体捐赠的流程和规定，让每一份捐赠的意愿都成为现实。记者王渐佟芳实习生郭宇制图苑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