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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坛扫赌打黑风暴,在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审理后,终于迎来了一审终结。两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13日一审均被判刑十年六个月。中国足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杨一民、张建强、陆俊等人此前已分别受到了法律惩处。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在震惊、痛惜之余,应该深刻反思中国足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惟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触底反弹,获得重生。
足球主管纷纷倒下必须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体制
中国足球界自1994年推行职业化改革至今,5位足管中心主任中就有谢亚龙、南勇两人倒在“中国足球掌门人”这个火山口上。
业内人士和专家的普遍共识是:无论是“南头”,还是“龙王”,他们虽是体制的推动者,更是体制的牺牲品。
中国的职业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个怪胎:一个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由重视政绩重于联赛利益的行政管理者所主导的“伪职业”联赛。足球管理部门“一套班子、几块牌子”的机构设置早已广受诟病。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提出了一个问题:谢亚龙、南勇们,他们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政府的官员呢?他们应该服从谁的利益?“中国体育制度的‘双轨制’必然产生如谢、南这样的官倒”。
在这两期的审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黑哨”其实就是官哨——包括末代甲A上海德比的好戏和2009年中能保级的闹剧。有足球高层领导撑腰,“黑哨”才敢肆无忌惮,还能成为“金哨、银哨”。
郝勤说,中国体育的“双轨制”导致体育制度既没有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而做的又是商业化的事情。“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就在于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消除和防止对体育市场资源的限制和垄断。”“四分开”应该作为包括足球联赛在内的职业体育改革方向。
“海利丰们”搅乱球坛
既要监管俱乐部,也要给俱乐部铺一条生存的合法路径
在中国足球圈里,青岛海利丰是一个怪异而短命的存在。
海利丰还在中甲存活时,往往上半赛季是冲超热门,但下半赛季成绩就直线下滑。随着司法机关的介入和中国足协的调查,其背后“玄机”也大白于天下——卖球赢利。
在短短20年职业化历史中,中国足球产生的诸多怪现象,可从“国企足球”说起。
新华社曾专门进行过报道调查,甲A之初,俱乐部基本是从各省市的专业足球队转变而来,大多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然后由球队原属的省市体委系统派员负责运作。为了好成绩,一些国有资本在投资足球时往往互相攀比、不计成本,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且“烧钱”行为导致中国足球的发展环境越来越艰难。
俱乐部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没有赚钱的正常渠道,成本又被过度抬高,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但老板不想亏本,球员还想致富,只能走旁门左道了。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认为,俱乐部和联赛的财政健康是根本。“出现一系列恶性问题时,俱乐部正常的财政收入已经萎缩了,必须要找到其它办法来维持俱乐部的生存,赌球啊,拿比分换钱啊这些事就挡不住了。”
联赛成足协“提款机”
职业足球是个综合体,只有每个单体都职业化了,分清职责,遵守规则,职业足球才能做到职业化
中国的职业足球一度是金光灿灿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伊始,世界最大的体育和娱乐营销管理公司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每年20%递增的合同拿下头5年甲A开发权。那时候,联赛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想赞助的企业都需要排队等候。
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2002年初,足协宣布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由足协统一开发,由于转播费与央视没有谈妥,当年前6轮联赛没有直播。当年底,百事单方面宣布暂停对甲A的赞助。IMG也在2003年底合同到期后离开。
此后,前身为足协联赛开发部的福特宝公司直接接手中超联赛,结果西门子公司赞助了中超一年后就退出,翌年中超“裸奔”。中超公司取代福特宝后仍然换汤不换药,结果2006年拉赞助拉出了广受质疑的爱福克斯案;2007年、2008年联赛冠名商改成金威啤酒,每家俱乐部得到了联赛史上最少的分红数额。
对此,有业内人士形容中国足协是“自己搞不好,也不让别人搞”。
联赛成为足协的“提款机”和“征兵站”。与此同时,作为联赛主体的球员、球队和裁判,不职业和毁牌行为也越来越多。联赛曾经的金字招牌毁得差不多了。这其中有主管部门监管不力、不作为甚至沆瀣一气的主要责任,也有球员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
上述人士说:“国外足球俱乐部也有不少亏钱的,但中国是谁都不赚钱,这就不正常。”
俱乐部和投资人如何盈利,是中国职业足球必须解决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此前反黑草草收场
绥靖政策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足球打假要真打、狠打、长打
比起2001年底爆发的“黑哨案”最终只有一个裁判龚建平伏法,这次的足球腐败案审理一查到底,大快人心。
2001年12月14日,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曝污点并揭黑,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反黑序幕。最终,只有龚建平这个写了“忏悔书”主动交代问题的裁判受到牢狱之灾,反黑风暴草草收场。
对此,有业内人士评论说:“中国足球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清理门户的大好时机。此后,中国足坛的假赌黑现象丝毫没有得到抑制。”
事实证明,打击体育作假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将其统一纳入司法、商业、税务管理系统,全社会应形成合力。
足球长期急功近利
要改变足球政绩观,重长期基础轻短期成绩,切实落实“足球从娃娃抓起”,为中国足球的未来当铺路石
在法律上,“南勇们”的罪行是腐败,不是因为国家队成绩没搞好。
但包括足球在内的很多事往往如此,赢了一切好说,输了就引发各种指责。
法里纳是一位巴西大学的体育老师,他来到中国,从中国仅有的200多名五人制足球球员中挑人组队,再用9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带入了2008年五人制世界杯。成功后,他对记者重复了那句至理名言:中国13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挑不出11个人踢好球?
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1/5,但根据足协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只有1.1万注册球员,这其中12岁至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加起来不足7000人。
专家普遍认为,在足球等集体球类项目上,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符合正金字塔型的规律,不可能出现空中楼阁似的成功。
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根基已断,但受到“唯成绩论”的影响,中国足球一直陷入从思想到行动上的急功近利。于是,所有的足球优质资源向国家队集中,作为足球未来的青少年群体无形中被忽略了。足球从娃娃抓起喊了多年,但口号多、行动少,或流于形式,或杯水车薪。
体制不改革腐败难根除
评论
体制不改革腐败难根除
始于2009年的中国足球腐败案调查与审理,最终以南勇、谢亚龙一审被判刑10年半而告一段落。
中国足坛的腐败是不争的事实,更触目惊心的是昔日坊间各种传闻最终大多都被证实。腐败渗透到足球界各个角落:球员、教练、裁判、俱乐部、足协官员无一幸免。
一个人的失足也许可用个人道德品质来解释,而一个系统内大范围的人员腐败,似乎不能归咎于所有搞足球的人都天生贪婪。
中国足球推行职业化近20年,却成为问题丛生的“沦陷区”。其管理体制一直未能完全实行商业化和职业化,却要在这个体制下做商业化的事情。两种体制强扭之下的“双轨制”,让联赛成为官商一体、由行政管理者主导的市场“怪胎”。这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先天缺陷。
“双轨制”造成极不成熟的市场环境,这里流动着大量的金钱,又由于政企一家、管办不分,同时缺少必要的监管,因此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
所以曾经高举反黑大旗的足球掌门人,最终会将自己“反”进了监狱。南勇们既是足球的伤害者,也是体制的牺牲品。制度设计这一根本问题不触动,中国足球改来改去,只能是恶性循环。
道德教育、作风建设,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对于一个行业,不能单纯依靠个人修养来抵御利益诱惑。完善的制度,合理的规则,多重的监管,才是防腐的关键所在。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不完善的体制往往诱人失足;反过来,完善的体制却可以扬善抑恶。
中国足球成为一缸浑水的原因在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体制没有理顺,职业化各种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而一出问题,本能想到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欺以欺人。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司法难以介入中国足球,于是渝沈疑案不了了之,甲B“五鼠”不了了之,龚建平之案雷声大雨点小,最终积小弊至大错,到了捂不住的时候,终于崩溃。
制度性的漏洞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甚至腐败不绝,因此要消除腐败,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腐败,就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最重要的就是彻底改变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现有足球管理体制。同时,应该设立司法、商业、税务等系统共管足球的体系,尤其应该建立司法介入足球的长效机制,起到震慑和惩戒作用,让足坛后来者欲腐不敢,欲腐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