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玉祥
扬之水这本《〈读书〉十年》起码有两个看点:首先,对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人而言,《读书》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部精神成长史,看这本由《读书》编辑逐年写就的关于杂志编辑的点点滴滴,显然是一桩愉快的事儿—————这也就是人们除了喜欢看舞台上的演员外,还喜欢跑到后台去看演员是如何化妆怎样穿戴的原因所在;其次,还因为原名赵丽雅的扬之水原本是一初中毕业生,做过汽车司机,却经过自己自学,不仅成为这家以刊登著名学者文人的学术小品为其特色的人文杂志的主力编辑,而且最后成为社科院研究员,写出许多专家学者都击节称赞的名物考证文章,她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什么捷径窍门?读了这本日记,这两点几乎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
就前者而言,我们从这部日记中不难看出,为了办好这本知识分子杂志,从编委、主编到他们这些一线编辑,都全力以赴地在京城在全国跑稿拉稿,对诸如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这些近乎出土文物的文化老人,还不仅去取稿、送书、送稿费,甚至帮他们抄稿。就是靠了这种对作者的尊重,他们才能取得这些作者的信任和好稿。
除此而外,《读书》编辑对文稿处理也是十分周密严格的,譬如1987年9月的日记中作者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因为初校对文章引号处理不当,不仅他们“老板”范用特地来条指出,她的顶头上司主编老沈(沈昌义)更是写来专信谴责—————“我还要再说一遍,一个编辑再有学问,不会捡这些芝麻,还是不行的。三联书店更是如此,因为即使你当了总编,也没有人专门帮你去处理此事。我对你一直很尊重,所以上次的意见也写得特别宛转,不过,这事看来你处理得不够漂亮,使人遗憾。诚恳地希望拨出若干读书的功夫,注意这类细节俗务。人既然活在世界上,既然当了这可憎的编辑工作,就有这类可憎的事要做(包括开会之类),你不做,就得让别人来做,这就不免背于人道。容易使自己变得可憎了—————假如长久如此的话。话说得重一点,供你参考。希望你回一信给范,不要不答复。”本来么,这不就一引号的事儿么?可她上司却又是“不捡芝麻”,又是“不够漂亮”,还使人“遗憾”,还“有背人道”、“变得可憎”,是不是有点过甚其辞?而作者则不仅原封不动地抄录了此信,还写上“当为终生之戒”的誓言,也是不是有点受虐嫌疑?然而《读书》就是靠了这种严谨,这种一丝不苟才赢得广大读书人信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史的。不是么?
就后者而言,我们只要读读作者在日记中记载的自己寻、买和读的那些书目,以及日记本身体现出的书卷气,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的确,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要成为一个学者,除了努力,别无他路。
作为个性阅读,我除了对上面两点有兴趣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文化老人们在私下不经意间吐露出的对某人或某事“不足为外人道”的只言片语—————或许,这比他们白纸黑字的堂皇文章更有意味。譬如,在198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作者就写到他们去冯亦代家中送三联印制的贺年片时,当冯看到上面“若比邻”三字是刘海粟的墨迹时,立刻道:“不要!不要!我不要他题写的东西!文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汉奸!”又比如,日记中屡屡写到,当提到钱锺书时,金克木总是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日记里记的一些事也很有意思。在1987年10月日记中,作者记到,当他们去张中行家中,要求张先生把启功写给他的信拿给《读书》发表,但结果却不成功,因为———“启功是不愿将信示人的,公开发表则更违背其意,况且张本人也不想将其公之于众,因为其中多有溢美之辞,作为朋友间的通信尚可,昭之于世,殊多不宜。遂作罢。”联想起过去有人将钱锺书给他灌米汤的社交信拿出来发表,借以表示“连钱锺书都说我好,你算什么东西”的往事,不禁为张中行的明智而感佩。而就在数页之后,作者就记载了张中行给她的这样一封信:“……有幸与你相识,感到奇太多了,司机七年,使我大惊;所书毛笔小楷可入能品,又一奇;古典造诣颇可观,似能写骈文,又一奇,为人多能,且想到即干,在女子中为少见……”真是“朋友间的通信” “多有溢美之辞”!
遗憾的是,像这类月旦人物的“私语”,恐怕在作者的“挑挑拣拣”中被删掉了不少,希望在以后的两本续集中能多看到一些。
孙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