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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荣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进一步加码了刘震云在文坛的分量,那么与冯小刚等导演合作的《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1942》等影视剧,则让刘震云逐渐走向台前,成为更具大众知名度的作家和编剧。在电影《温故1942》和小说再版亮相之前,刘震云的最新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也在大陆和台湾同时首发。接受记者采访时,刘震云笃信:艺术创作者最终较量的一定是哲学和思想的力量,而不是技术层面,目前中国的作家和导演中有见识的太少了,而他和冯小刚则是为数不多的有见识的人,有见识的创作者才会讲出好故事。
获奖时正在菜市场
因为刘震云爱吃面,所以采访当天,他的午饭是在老北京炸酱面馆解决的,“其实平常我们家很少在外面吃饭,在家吃得清淡,我爱吃面,一顿西红柿鸡蛋面花不了几块钱。”曾担任过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刘震云除了每天要跑5000米,还爱逛菜市场,熟悉各种果蔬价格,喜欢赶在快收摊儿时和雨天去捡便宜,当初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时,他正在菜市场琢磨是买茄子还是买西红柿。喜欢跟各行各业人聊天的刘震云挺反感“作家采风体验生活”的说法,“作家本来就在生活中,不要把这个行业的人看得比另一个行业高贵,读过书的未必就有见识。我从来不特意采风什么的,就是正常生活,不用特别观察,喜欢谁就跟谁多聊几句。用原型写小说不是不可以,但那只是生活表面的启发,不能和生活逻辑思考成就的小说相提并论。”
记者:为什么新书的两篇序言加起来十几万字,正文才几千字?
刘震云:这本书探讨的是生活逻辑的荒诞底线,貌似以李雪莲这个女性为主角,实际主角却是因李雪莲被撤职的原县长史为民,想要说清楚史为民的故事,就必须先讲清楚李爱莲的故事。李雪莲以严肃对待荒诞,最终失败了;但史为民以荒诞对待荒诞,反倒成功了。真正的荒诞是人的荒诞,荒诞像深渊,没有底线,每个人都身陷其中,我们指责他人荒诞的同时,自己也在过着荒诞的生活。别看正文部分很短,但是最见功力。好多朋友看了书给我发短信说“你绕死我了”,其实好的作家就应该绕,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把它说清楚,我喜欢写小人物小事情里的大道理。
记者:你的这些寓意,年轻读者能领会吗?
刘震云:如果寓意一时感觉不到,那就二时感觉,二时感觉不到,就三时感觉呗。《红楼梦》为什么能读到现在?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其实,之前《一句顶一万句》中该感动的地方,不同年龄层的人都感动了。80后和90后读我书的人还挺多的,我在大学能看到80后的博士论文写我的作品,那论述相当有深度,90后在网上给我的留言,说得也很好。
记者:都说你这是首次尝试写女性,怎么还是以男性为主角的?你是不是不擅长女性视角?
刘震云:我觉得写作无论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很狭隘,一定有超越这两者的更高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为主,但在生活逻辑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别的差异已经微不足道了。从古到今,无论中外,其实人类基本的善恶标准是没怎么变化的,社会外在的变化很快,但人性方面的变化很慢,正是这种慢带给我们温暖。
记者:创作中莫言离不开故乡高密,那么故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震云:河南特别是延津在我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温故1942》写的就是河南旱灾引起的大饥荒,不仅是题材上关注河南,更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受影响,就像羊肉在河南一定会做成羊肉烩面,在西安就要做成羊肉泡馍。一年里我会回家乡好几次,回到村里,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直到现在,有人说20公里,我就马上想到我们村到县城的距离,我是用故乡来丈量世界的。河南人特别勤奋、幽默,也特别能吃亏。幽默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我的幽默即来自于此。而且我从来不装,也不占别人的便宜,很多电影公司起草的合同都是对他们自己有利,我就看不上这种爱占别人便宜的。
中国电影不缺钱缺见识
除了在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中客串,刘震云还曾在《甲方乙方》和《桃花运》中出镜。对于客串表演一事,刘震云摆摆手说:“以后不会了,不光我自己觉得,小刚他们都认为我没有任何表演天赋。”谈起名气,刘震云坦言:“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有很多作者的名气都大过明星,李白、曹雪芹都比梁朝伟名气大吧?”虽然一年没发过微博了,但是刘震云经常在微博“潜水”,新作最后一章即借鉴了微博段子,“微博的作用太大了,我觉得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所以为民众写作是我坚持不懈的追求。”
记者:很多作家都觉得当编剧会伤害文学创作,你呢?
刘震云:我的职业其实不能算编剧,因为我从来没有单独创作过剧本,只是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了剧本。还有我觉得能写好剧本会对写小说有益处,会让对话更精粹。我觉得编剧比作家更不容易,不能自己说了算,编剧工作我其实做得不太好。其实,我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书桌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我接触影视圈,是因为在这个圈里有那么一到两个好朋友。圈和圈之间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哪个圈里都有特别好的有见识的人。跟这些有见识的人在一起,我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记者:那你觉得冯小刚有见识吧?新作还会让他搬上银幕吗?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会不会改编成影视剧,要问导演,要看契机。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有些特别好的章节片段,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改编了肯定是好电影,我相信这些作品总有一天都会变成电影。我总是和相同的人合作,是因为他的基本世界观、方法论和我一样,我和小刚合作过《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其实小说《温故1942》没有什么故事情节,非常不适合改编成电影,要把这么一部没有画面感的小说拍成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电影,这种能力就是见识。有见识的人一定是看得远、深明大义的人,占便宜就是没见识的最大表现。中国电影不缺钱,缺的是有见识的人,其他行业也一样,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别老做表面文章,巴黎19世纪修建的城市下水道到现在还在用,看一年和看十年、看一百年的出发点和到达地一定不一样。我发现好多艺术工作者对作品里的人物、节目里的嘉宾,没有什么真情,仅仅是一种利用,更谈不上见识,这也是现在很多书和电影让人失望的原因。
记者:你的作品好像特别偏爱一根筋的人,其实要是他们不这样,日子会好过很多啊。
刘震云:你不知道辛苦是幸福的开始吗?李雪莲、杨百顺这样较真的人因为不向现实妥协才更可贵。我是非常喜欢遇理儿很“?”的人和很“绕”的人,这样的人值得尊敬。我写这么一部“绕”的小说,然后这么不厌其烦地讲给你们这些,我还不“?”吗?不过,我讨厌遇事儿“?”和“绕”的人。
记者:你是有远见的人吗?知识分子怎样才算达标?
刘震云:算是,我们现在能在一起谈未来、谈见识,这就是有远见的开始。一个人的哲学和思想认识构成了他的远见,远见区别于现在,关乎未来。作家、导演这些艺术创作者,最终较量的一定是哲学和思想的力量,而不会是人物塑造、语言雕琢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知识分子应当像探照灯,照亮民族的未来,为这个民族领路。
新报记者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