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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储安平文集》,见1947年2月16日致傅斯年邀稿信中一句写道:“敝刊第2卷第1期之最后付排期为2月22日,甚望先生能于20日前付邮寄沪。”
从此句中可推断,即使傅孟真在20日邮寄稿件,也可以保证在22日或以前寄至《观察》付排,储安平对这样的运递速度可谓极有信心。事实上,傅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在《观察》第二卷第一期上如期刊发。
查《上海邮电志》云:“民国35年,发起‘改良邮政’运动,邮政电信的服务水平提高,窗口服务改善,邮递速度加快,博得社会好评。但不久因内战,政局动荡,交通隔绝,物价飞涨,邮电重陷困境,以致出现‘信封贴在邮票上’的怪事。”换句话说,当时邮政环境虽然艰难,但一封信件从北平寄至上海也仅需两到三天。
当然,前述推断存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即:1947年2月16日至20日,傅斯年是在北大主持校务及担任教授还是在南京参加参政会?
我手头没有傅斯年的年谱,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但储安平2月16日的信件,恰恰是因为见到1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后,希望傅氏能够将原定由《世纪评论》所发的两篇稿件中的一篇“分赐一篇惠交敝刊”。
即使傅氏身在与上海不远的南京,从16日上海寄出信到保证20日前傅氏回寄储安平,这也已经是相当了不得的速度了。
根据《南京地方志》的记载,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后,上海与南京之间就开始用火车带运邮件。1913年起,沪宁线加开夜班快车,邮件运递更为便利。抗战胜利后,随着邮政业务逐步恢复,运量不断增长,京(南京)沪及津浦线运邮频次相应增加,至1947年,京沪线每日交接邮件竟高达7次之多。
不可否认的是,还存在着对今昔运递速度差别的另一种解释:民国时沪宁、平沪间通邮由于数量少且多不为大众服务,多采用需时仅数小时的航空运输方式。风流才子徐志摩在1931年飞机失事前,免票乘坐的就是“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飞来飞去”的邮政飞机。
其实,早在1920年,南京与上海间就已试用飞机带运邮件。1929年,南京至上海段航空邮路每日往返1次,邮件随机带运。1947年后,“邮政总局”提出“以航空线为邮运大动脉,铁路、轮船及公路线为辅线”,航空邮路覆盖全国各主要大城市,“邮政运输主要依赖于航空运寄”。
(沈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