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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15名学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呼吁放开二胎政策,尽管舆情关切,但国家人口计生委并未松口。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为老龄化社会所痛,这个泱泱大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政策转型点到了吗?
7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我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不动摇”,“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王侠的观点,被解读为,咬定青山不放松。
与此相映照的是,早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多年过去了,兑现承诺的时间节点到了,转型点到了吗?
没“二胎”有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不少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发展到今日已到一个转型关口。人口专家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个议题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据“六普”数据,目前中国0岁至14岁人口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岁至14岁人口占比15%至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谁对“二胎”最积极?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刚刚生了一个女儿的一位江苏企业老板则表示,他希望能够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到国外生,或者缴纳社会抚养费。”二孩早已落地的一位上海父亲也说,“以往的说法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但现在,能生两个孩子的基本上是比较有经济基础、学历也比较高的人群,他们希望让后代有个更好的环境,而很少考虑到经济成本。”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使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难点”和“试点”
“目前有几种放开二胎的方式:有的人赞成‘单独’放开二胎;有的人赞成‘双独’放开二胎。问题的关键还是,怎么放开二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去年的一次受访中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张枫提及的三方面考虑为: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广东的计生政策此前就曾进行多次微调,比如在2009年取消“双独”夫妇的“二胎生育间隔期”,依法生育第二胎不用再等4年,同时广东也调整了已生育残疾儿的夫妇再生育、再婚夫妇中生育一方的生育权等问题。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