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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廖一梅
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她的作品《恋爱的犀牛》从1999年首演风靡至今,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其他两部剧作《琥珀》和《柔软》,皆引起轰动和争议,是当代亚洲剧坛的旗帜性作品。目前历时十一年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柔软》首度结集成书。
采访手记
对廖一梅名字的熟悉度缘于孟京辉,缘于话剧《恋爱中的犀牛》。这位话剧编剧如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这是廖一梅在《柔软》中写下的台词。渴望被了解,不知道是不是人自身的缺憾和不完满所带来的需要和渴望。
作为一个低产的作家,大部分的时间,廖一梅都在干一件事儿,垂下脑袋深深地埋进自己的胸腔,将五脏六腑翻腾个遍,对自己没完没了地剖析、较劲儿。《恋爱的犀牛》的深情和决绝,《琥珀》的玩世不恭和矛盾犹疑,到《柔软》是激烈的冲突和最终的和解。她如实地写下自己的疑问、努力、纠结、骄傲、迷恋和痛苦。现在终于将“悲观主义三部曲”结集出版,把十一年间的自己封闭在这本书里,让廖一梅有了释然的感觉。她写了无数震慑人心的台词,你一不留神就被她刺痛了心灵,她作品中探讨的大部分内容都跟爱情有关,但是她却说她不轻易谈论爱情,她说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完美主义者。本版撰文王小柔
人的内心需要柔软
新报:《柔软》这个名字很好听,你的话剧名字都很有意思。
廖一梅:《柔软》是我写得最为艰难的一出戏,想了几年,写了一年。真坐在桌边敲键盘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天,但它一直在我脑袋里翻腾,耗尽了我的心力,以致我去年年底终于写完的时候,完全没了力气,不想说话,不想出门,甚至不想下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这个跟性别有关的故事,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寓言,不纠缠在情节上,像《恋爱的犀牛》和《琥珀》一样,可能更有助于理解这故事对所有人的意义。
新报:很多作家话少,是因为他们把语言都赋予角色了,你是这样吗?
廖一梅:一个伶牙俐齿、话锋尖锐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可能是他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是被迫,而我现在两者都是。已经接近两个星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说每一个字都需非常努力,舌头待在嘴里就像待在荆棘丛生的树林里,每个轻微的运动都会引来龇牙咧嘴的剧痛。上火,头晕,嗜睡,满嘴的溃疡,说话时一半手语一半大舌头口齿不清,反应比别人慢半拍,像婴儿一样流口水,出门得一路走一路拿碗接着。
新报:编剧有比普通人更细腻的情感,也会有更多内心情绪的纠结吧?
廖一梅:总的来说,我一直以来的种种努力都是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现在我的这副惨样也不过是这种挣扎的必然结果。而所谓的“泥地”,不但是琐碎的现实生活,更是将我们限定在人类领域的物质躯壳。年轻时便深为自己所困,苦于身体里左突右冲的欲望、激情,大脑里永不停歇的疑问,内心隐隐嘶叫的不安。满足看起来总是遥不可及,生活总是不知归于何处。
爱不能总结
新报:你所有戏剧都在挖掘人性,也都由爱起源,你觉得什么是爱?
廖一梅:我觉得大多数人谈论爱的时候谈论的是需要,是自己的一种对他人的需要,对舒适的需要,对愉悦的需要,对性的需要,对安全感的需要,甚至是自我期许,认为自己是很棒的,自我肯定的需要,这些从根本上讲都是需要,但不是爱。需要就有欲望在里面,在下一刻一旦你的需要被拒绝或者不能满足,马上这个爱就会变成恨和埋怨。所以我们不能用“爱”这个词,因为每个人对爱都有他自己的理解,或者他认为在某种状态下才是爱,有人认为被宠是爱,有人认为被牺牲是爱,这个我们没法用一个词来沟通。
新报:爱是一种情绪,需要感受。
廖一梅:你爱一个人,无论是你的孩子还是爱人,本质的想法是希望他快乐,而不是希望他只有你在的时候才快乐,如果是只有你在,他只需要你,这个时候你感到快乐,我觉得那就是占有欲。如果他能快乐,你就感到满足,那就是爱。
新报:说到爱,现代人更注重实际了,比如物质等等。
廖一梅:我认为每个在爱情中的人都是阴谋家,你如果细细分辨,在你所有的选择,特别是对待爱人的种种态度里,有特别多细密的心思,那个心思甚至是你自己都无法掌握和描述的,而且在爱情中,特别是女孩的心思可能是最复杂、最细密、最无从捉摸的,在这一点上,我称她们为小阴谋家,没有任何贬义的色彩。但是没有人像水晶一样透明,心里面必然有许多许多的东西。
新报:爱也应该是一种力量吧,是对生命的某种激励。
廖一梅:爱是自己的东西,没有什么人真正值得倾其所有去爱,但有了爱,可以帮助你战胜生命中的种种虚妄,你最长的触角伸向世界,伸向你不曾发现的内部,超越经年累月的倦怠,剥掉一层层世俗的老茧,把自己最柔软的部分暴露在外,因为太柔软了,痛楚随之而来,但是没有与世界最直接的感受。
当编剧顺其自然
新报:你是从小喜欢写作吗?
廖一梅: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写的人,后来上高中的时候,数学越来越差,我高考数学只有28分,所以,我选择上戏剧学院学编剧,因为它不需要数学成绩,写作可能是我唯一会的技能。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没有从哪一天立一个志向,一定要成为谁,好像没有特别清楚必须要这样做。
新报: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你呢?
廖一梅:我也曾经是一个失败的编剧,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我曾连续写了五个电影剧本,不是被枪毙了,就是投资人突然撤资了,或者突然发生了很多变故,这个是每个人在生活、工作中都会遇到的。这些其实是必然的,你肯定得把它当成一个特例,“怎么就我这么倒霉?”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最后剩下的人,肯定是经过无数打击仍然站着的人。
新报:有人说写电影剧本更挣钱,你为什么选择话剧呢?
廖一梅:电影在现在这个年代,不被当做艺术作品了,它是一个产品,是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承载的东西非常多,编剧只是这条生产线上的一个齿轮、一个环节而已,它是不能控制整个过程的,因为电影有更多的利益,有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你作为一个编剧,要体现所有人的意志,你的意志在这里面能占多大的含量,就比较可疑了,因为你承载的东西太多。话剧相对好一点,相对有更多的自由,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写话剧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不论多么火爆,每天有好多场演出,但是它仍然不是大众娱乐,不负有娱乐大众的责任,所以你就保有了一定的空间,可以谈论你自己想谈论的东西,有一定的自由。
新报:你写的每个剧都在挖掘人的内心,很残酷啊。
廖一梅:我为什么喜欢写呢?因为只有这样面对人的内心,才有可能写出人的真相或者内心的真实感受,我对描述一个在偶像剧中存在的,非常简单的,能够一眼看到底的人没有兴趣,对描述虚假的样子也没有兴趣,我有兴趣去探索微妙的、悠远曲折的有九孔的心,这是我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