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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收费高是老百姓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老问题。今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严格规范幼儿园收费。与此同时,近年来各地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入园贵”问题的措施。但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幼儿园高收费问题的治理效果,仅3.4%受访者给予正面评价。(9月4日《中国青年报》)
多年未能解决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常常带给民众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然而这种无力感,很多时候并不只是来源于问题本身,而更多来源于制度设计和治理措施上的缺陷。仅仅3.4%的正面评价,其实已经清晰地表明,在幼儿园高收费的问题上,相关部门已经进入了一个“越治理越贵,越贵越治理”的怪圈。
据媒体报道,今年许多地方幼儿园收费涨幅在20%~30%,有的地方涨幅竟然超过50%。民意集体吐槽,显然不是矫情发泄。现实中,“养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贵过一名大学生”已经不再是新闻。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学前教育投入已经成为一笔沉重经济负担。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关部门未必不可以预料。事实上,入园贵根源在于国家教育投入不足。2010年,我国才开始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计划”,计划投入1000多亿元,新建、改扩建幼儿园。在三年计划之前,国家对学前教育接近“零投入”。长期的历史欠账,造成了公立幼儿园过少的畸形格局。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前提下,有限的资源还面临着极其不公平的分配。少数公立幼儿园不仅有国家财政补贴,而且还可以享受各种体制内的福利,譬如广州市一些政府机关幼儿园每年可获得财政拨款达6000多万元,而私立幼儿园则完全属于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可以说,体制内外的巨大差异,早已为入园贵埋下了制度性伏笔。
相关部门从“收费管理”角度来试图化解入园贵,其实是一种存有缺陷的治理路径。将学前教育这种刚性的需求完全交给市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错位,这种错位直接后果就是,政府部门很难对已经市场化的私立幼儿园实行精准的管理。不同的私立幼儿园有不同的定位、规模和师资力量,所谓收费高低通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政府部门通过什么样的标准去规范?还应该看到,私立幼儿园不是慈善机构,办学者必然会有盈利上的诉求,政府干预过浅,根本起不到效果,干预过度,则又有打压市场之嫌,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学前教育市场的萎缩,孩子无幼儿园可上。
绕着问题走,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无视教育投入不足、资源分配不公的现实,而只在收费管理上大做文章,不仅极大地浪费了政策资源、消解了制度威信,而且还会延误改善民生、改革制度弊端的时机。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