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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乃至我们村,在我的记忆里只驻过一回兵,时间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两个月后,也就是阳历十月。他们是从苏北过来的,原来本是山东的八路军,抗战后期为支援新四军由山东滨海过去的;而现在,又跋涉千里来到濒临莱州湾的我县,准备从龙口港过海北上,去接收东北。
当然,开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只知道我们村来部队了。在我村驻了一个连队,分在我家的是一个班,但仅有八个人。当村长通知我们后,我母亲与姐姐立即动手打扫厢房,铺好麦草。第二天一个班的“八路”就住了进来。虽然抗战已经结束,但在乡亲们的口中,还是称我们的子弟兵为八路军。
尽管县城解放才两个月,而八路军和地方干部的影响已有几年,对于子弟兵的感情本来就很深厚,但这么些同志,这么亲密的接触过去还是没有的。在我们家里人的心理中,子弟兵住在我家,就像有了主心骨,绝对有了安全感。因为在日本投降前两年,弥漫在我乡阴晦沉重的空气里,除了日伪的侵扰,还有土匪盗贼的劫掠,小家小户也不能幸免,真可以说是一日数惊。县城一解放,情况就随之好转,现在,八路军又直接住在我们家,因此,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大救星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具体。尤其是在前几年中受到惊吓的母亲,满心希望八路军能在我家多住些时候。
这个班的同志每天除了学习、开会和操练,三餐都在连队的伙房里打饭,看得出他们尽量不干扰各家房东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把我们家所有能干的活全包了下来。本来因当时姐姐和我都小,还挑不动水,每天都是在西邻李家南园的井上抬水吃。现在,班里的同志轮流给我们挑水,水缸满了,还要我妈准备两个大盆,大盆也满了,又将两桶水也打满。本来,我和姐姐抬水不容易,母亲很少舍得浇花,现在不但能浇花,还能浇院里东南角种的白菜和萝卜。说实话,不然这么多水真用不了,每次母亲都拦着同志们说:“够了,够了。”可他们还是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
我母亲这人爱干净,每天将院子里还有外面的过道打扫得草刺儿不留。现在她的这活儿也被同志们“剥夺”了,尤其是大个子班长和班里的“苹果脸”小战士,两个人就把这活计全包圆了,根本就没有我妈动笤帚的份儿,真拿他们没办法。
“苹果脸哥哥”这年才十七岁,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战士。因为他和我最谈得来,所以我妈要我叫他哥;又因为他有一张红扑扑的圆脸儿,所以又称他为“苹果脸哥哥”。本来,我是知道他的姓名的,可惜到今天已经忘记了。但他的籍贯我没忘,他说他是离山东很近的江苏赣榆人,去年春天才参的军,在家里也是独子,不过只念了三年书,就帮着他父亲一起种菜,挑菜到县城去卖。所以,他在读书这方面就没有我幸运——这时我已读小学四年级。记得有一次,他盘腿坐在铺草上,在我递给他的一个小木凳上给父母写信,我那时只有蘸水钢笔,而没有自来水笔,临时借给他用。
他写着写着,忽然仰起脸眯着眼睛,随后又摇了摇头,问我:“你说莒县那个莒字咋写?”他的苹果脸显得更红了。我一时也有点发蒙,反问他:“是哪个……?”他进一步提示我:“好像有一个草字头……”他这一提,我猛然想起,在一本历史书上看到一个古国的名字,是草字头下面一个“吕”字的,于是我在手心上画出“莒”字的笔道:“是这个字儿吗?”他大喜过望,连说:“是它,就是它……”
这一次的提示,可说是真正的互教互学,我这一蒙,使他得到确定的印证;他的确认,又使我知道一个字的读音——不是“吕”而是“莒”。
我那时特别向往有一支自来水笔,但自知是遥不可得。“苹果脸哥哥”知道我有这样一个愿望,非常真诚地对我保证说:“以后我若是有这样一支笔,我就先捎(寄)给你。”我听了,竟天真地和他争起来:“我若是先有了,我就一定捎给你!”这时,我们谁也不怀疑对方能够这样做。
可这话说了几天以后,也就是他们在我村呆到第十四天头上,突然接到命令:全体开拔,从龙口登船去东北!龙口其实离我村才十多公里(人称三十里地),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还是挺远的一个距离。我从来没有去过,这次当然也不可能去送他们。他们班离开我家时,我和“苹果脸哥哥”都流泪了。母亲带着我送部队到村西北大路口,一直目送他们远去……
我后来从没有忘记我们相互许下的诺言,但我是在六年后才有了渴望已久的笔——也就是在我们部队中得的奖品,却不知那位“苹果脸哥哥”身在何处;他现在有了自来水笔了吗?
一个班,一个“苹果脸”小战士,竟成为我的信仰与信念的重要成因。过了若干年我愈来愈明白:信仰不只是来自理念,而且还有活生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