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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6年底到1987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余华以“井喷”的方式创作了三部短篇和四部中篇,它们是:《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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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漂亮的先锋出击,也是一次令人震动的先锋出击。它的先锋性,绝非仅仅体现在纯粹的叙事形式上,更不是体现在那种空洞的文字游戏式的话语实验中,而是直接针对先锋文学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策略,从“精神先锋”的角度对当时的中国先锋文学进行了全面开拓——当大多数先锋作家依然沉迷于对域外文学形式的摹仿,或者陶醉于语言游戏的怪圈之中,余华却从容地跨过了这片叙事的沼泽和误区,抢先一步抵达了先锋精神的超前地带。
这种精神的先锋性,最突出地体现在余华对人性的独特思考与展示中——他不再轻易地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建构,更不愿意遵循以往小说中的那种唯美情调和感伤姿态,而是以非逻辑的内心真实为原则,让叙事直接进入人物的精神领域,不断地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域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以此来凸现人类存在的荒诞性。
●很多人都将《在细雨中呼喊》视为余华创作由先锋实验向朴素回归的一个转折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部长篇有效地限制了暴力性的叙事话语,将以往那种令人兴奋的血腥气、彼此杀戮的痛快感、赤裸裸的人性攻击欲剔除在外,而代之以温情和悲悯的意绪……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这种受难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那不只是孙光林一个人的受难,而是孙光平、孙光林、孙光明、国庆、刘小青、苏宇、苏杭、郑亮、曹丽……等一代人在无序成长中的集体式受难。爱的严重缺席,伦理体系的空前衰落,道德管束的彻底破产,都使得从南门到孙荡的中国乡村社会,充满了某种无序的颠疯状态,人们常常以最为原始的行为行走在现实的角角落落,伤害与被伤害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成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便是少不更事的“我”与现实之间的逐渐游离和隔膜,幼小的心灵被迫反复承受着现实风浪的击打而又孤独立无助。
以上文字选摘自洪治纲《余华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