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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中国画家来说,“写生”似乎是一个不需再加以检视的自觉行为。
傅抱石、李可染等画家借由写生而引发的中国画革新的成功经验,导引画家走出画室,走向生活,走向自然。经济能力的提升,交通的便捷,使得距离不再是束缚,古代画家限于条件步履鲜能到达之处,都为当代画家无远不届的游履所及,绘画题材大幅增加。
按理,不能说当代中国画家“所经之不众多”(宋郭熙《林泉高致》语)了,但环顾中国画坛的众多写生作品,往往只得对象之外形,而难得其内在精神,能打动观众,引发观众激情的作品少而又少。
在传统中国绘画的语境中,写生固然是以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更重要的是画家面对自然对象时心灵的体悟与激荡,是由内而外地对事物的关照与对话。
马锋辉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无法像艺术院校的师生、画院的专业画家那样可以长时间赴外地写生。更多的,他将目光投射到生活其间的杭州与绍兴、嘉兴、温州、丽水、苏州等周边地区。每有所感,马上从行囊中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墨与毛笔,将稍纵即逝的感受诉诸画面。几株垂柳,一湾湖水,数条扁舟,山居小屋,这些旁人司空见惯的景致,时时也会撩拨锋辉的心弦,引发他的写生激情。
锋辉的写生之作不是毛笔素描,也不是硬笔速写,而是有笔有墨,笔墨分明。运笔稳健中寓灵动,水墨氤氲中见笔力,不滞结,少板刻,空灵飘逸,沉著含蓄,一望而知是中国画写生。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二三枝。”锋辉的写生,不是简单地将所见景致如实描绘,他常常摄取打动人心的局部而舍弃其余,删繁就简,形简意足。他将思想的火花,生命的激情,中国文化的精神,国画的笔墨韵味,比较好地糅入自己的写生作品中。方增先先生曾书“濡墨风骨”四字赠予锋辉,称许锋辉水墨写意之作富有风骨劲爽的内涵,在我看来,锋辉的水墨写生之作,也可作如是观。
于锋辉而言,写生不再仅仅是创作素材收集的一种方式,因为具有思想感情与笔墨技法的双重丰富性,锋辉的写生作品具备了独立的欣赏价值。
在“写生”问题上,面对存在很大内在差异的中西写生观,何者为主,何者为先,是所有中国画家必须厘清的核心,这也是我们面对马锋辉写生作品时引发探索的“写生的意义”。